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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哈尔滨市委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哈发〔2004〕15号



中共哈尔滨市委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哈尔滨市2004—2007年创建文明城市工作规划》的通知




各区、县(市)党委和人民政府，市委各部办委，市直各党组、党委(工委)：
　　现将《哈尔滨市2004—2007年创建文明城市工作规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哈尔滨市委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2004年8月23日



哈尔滨市2004—2007年创建
文明城市工作规划





　　按照省委关于哈尔滨“加快发展、当好龙头”和率先在全省建成文明城市的要求，根据国家级文明城市创建标准，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2004—2007年创建文明城市工作规划。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努力快发展，全面建小康，振兴哈尔滨”为目标，通过实施科教兴市、改革推动、开放牵动、可持续发展、城市化和申奥战略，努力塑造解放思想、创新进取的公仆形象，敬业诚信、服务奉献的窗口形象，自律自强、文明礼貌的市民形象，整洁优美、秩序井然的环境形象和公平高效、宽松和谐的开放形象，全力打造“法制、平安、诚信、效率、文明哈尔滨”，努力促进我市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二、遵循原则
　　时代性原则。按照科学发展观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构筑文明城市建设的总体框架；具体目标、任务达到高起点设计、高水准立标、高质量推进的要求。

　　系统性原则。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城市建设、社会管理、思想道德教育三者有机结合。

　　人本性原则。以人为本，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市民的生存、发展创造优良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

　　互动性原则。把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广泛参与作为必要条件，形成全市上下思想统一、行动协调、齐抓共管、相互促进、城乡互动、军警民共建的创建工作态势。

　　实效性原则。创建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人民群众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务求解决实际问题，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力戒形式主义。

　　目标性原则。把创建工作纳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工作目标；纳入各级领导班子任期目标责任和领导干部年度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实行“一把手”负总责。

　　三、总体目标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老工业基地改造取得重大进展，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格局，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城市经济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公民思想道德文化素质有较大提高。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公民思想道德文化素质、民主法制意识有较大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得到社会普遍关注，形成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科教、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繁荣发展。坚持以科技和教育为先导，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为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和质量，形成确保教育优先发展的支撑体系；加强标准化高中和农村高中阶段教育体系建设，推进城乡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完善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全面提高城乡居民受教育年限。文化事业持续稳定发展，大力实施文化精品战略，深入挖掘我市特色文化资源，完善文化产业政策，规范文化市场；文化阵地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文化产业初具规模，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基本得到满足，文化发展状况明显改善。进一步完善医疗、预防卫生体系，提高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加大农村医疗卫生投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年均人口出生率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指标之内。体育竞技水平和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水平不断提高，传统冰雪体育项目有新突破，体育运动阵地和设施建设不断扩大和完善，社会体育骨干队伍普遍建立，推动社会化体育健身服务网络建设。

　　——城市载体功能进一步完善。加快数字化城市建设，形成政府办公电子化、城市管理数字化、企业发展信息化、公众服务网络化的数字化城市基本格局，力争城市信息化水平居于省会城市先进行列；加快生态型园林城市建设，持续实施绿地、碧水、蓝天、安静工程，提高生存环境质量，形成生态型园林城市雏形；优化城市功能，完善市政设施，加快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完善现代化的供水、排水、供热、供气、供电网络系统；加大危房棚户区改造和群力新区开发力度，改善市民居住条件；构建城市现代交通体系，加强交通管理，抓好“畅通工程”。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效明显。深化“平安哈尔滨”创建工作，完善党政齐抓共管、警民联手打防、公众参与支持的新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坚持不懈地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作斗争，保持社会政治稳定；重大刑事案件和影响社会稳定事件得到有效控制；老人、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封建迷信活动得到有效遏制，“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坚决扫除；执法和司法环境得到不断改善。

　　四、主要任务
　　(一)以转变机关行业风气为重点，实施窗口工程，创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

　　——加强“五型机关”建设。继续加大“五型机关”(学习型、调研型、决策型、服务型、网络型)的建设力度，树立解放思想、务实创新、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忠于职守的公仆形象。

　　——全面推行“六项制度”，加强政府行政效能建设。在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社会服务部门和窗口单位全面推进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无偿代办制、失职追究制、否定报备制等六项制度，积极推行网上审批、一站式服务和一网式服务。深化“两风”建设，开展“四承诺”、“三树立”和“两禁止”活动，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运行机制。

　　——开展学习李庆长的“双争”活动。在全市特别是党政机关和窗口服务行业党员中，广泛开展“争做李庆长式共产党员、争创李庆长式共产党员服务队”活动，通过共产党员立足岗位、奉献人民、奉献社会的实际行动，带动机关行风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组织开展“信用十佳”评选活动。以诚信建设为重点，全力推行政务公开，建立外部监督机制，同时，在党政机关开展“十佳信用部门”，在企事业单位开展“十佳信用单位”，在劳动者中开展“十佳信用个人”等评选活动；以创建“货真价实满意店”活动为牵动，加强商服行业诚信意识，积极推进“货真价实满意店”活动向县(市)延伸。

　　(二)以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为重点，实施育人工程，创造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

　　——构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综合育人体系。构建理论学习和道德教育引导体系：深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加强对广大市民的思想道德教育。构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体系：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学校为龙头、社区为平台、家庭为基础，形成“三位一体”的思想道德教育网络。构建行为规范社会实践体系：通过广泛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形势政策教育、“信守社会公德、争做文明市民”和“改陋习、树新风、塑形象”等社会道德实践活动，使广大市民在参与中提高思想觉悟、升华道德境界、培育文明素质。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保障体系：健全专兼职工作队伍，完善工作体制机制，形成单位与社区联动，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规范化、制度化。

　　——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建设学习型城市。大力推进学习型机关、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学习型村镇、学习型家庭建设；加强学习阵地、设施、服务网络建设；积极发展网络远程教育，改善边远地区和农村的教育环境，提高教学质量，形成全民学习的良好氛围。

　　——实施文化强市发展战略，打造文化精品。积极贯彻省委“建设边疆文化大省”的战略构想，发挥哈尔滨的龙头作用，深入挖掘我市特色文化资源。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大力开发冰雪文化，努力挖掘和展示移民文化、北方民俗文化和金源文化的积极内涵；完善文化产业政策，规范文化市场，增强文化产业发展活力和竞争实力，确立培养和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文化支柱产业，创造知名文化品牌；壮大旅游文化产业，开发四季旅游；组织精品生产，每年推出有相当水准的新作品向全国展示，有若干优秀文化艺术作品和人才具备“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等全国性重要奖项的竞争实力；开展群众文艺创作活动，推动民间艺术创作，每年推出一批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群众作品，争取获得“群星奖”、“蒲公英奖”等国家级奖项。

　　——加强文化设施建设，规范文化市场管理。在城市广场、主要街路两侧及重点繁华地区建立一批城市雕塑、大型公益广告牌和电子屏、阅报栏；各区至少建成一个中等规模的文化中心或文化广场；扩建哈尔滨市图书馆，初步形成市、区、街道三级图书馆服务网络；加强文化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搞好国家级历史文化保护项目靖宇大街的开发建设，完成“731”遗址开发保护工程；推进城市社区“两校一室”和农村“一校两室”建设，完善全市的思想道德教育阵地建设。继续规范文化市场的管理，以强化安全责任和打击非法违规经营活动为重点，整顿和规范电子游戏厅、网吧、音像制品经营场所以及娱乐场所的经营秩序；加强出版物管理，严厉打击批销盗版出版物、音像制品和其它非法经营活动；加大对公共场所、商服单位不良文化现象的清除力度，净化社会环境。

　　(三)以诚信建设为重点，实施信用工程，创造规范守信的市场环境

　　——开展诚信教育，努力营造诚信氛围。以打造“诚信哈尔滨”为目标，从发展市场经济及市民的思想实际出发，运用媒体宣传和文化活动等各种方式，强化全社会的信用观念，增强诚信意识，倡导诚信风尚，努力打造政府诚信、企业诚信和公民诚信的新形象。

　　——组织诚信道德实践活动，培育诚信先进典型。以“货真价实满意店”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价格质量计量信得过”、“百城万店维权反欺诈”、“青年文明号信用评议”、“百城万店信用实践示范日”等活动；以“创企业品牌”、“创商店品牌”、“创服务品牌”为重点，在商贸流通企业开展“百城万店优质品牌”活动；进一步加大示范街、示范店和示范市场的创建力度，改善投资环境和消费环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繁荣地方经济，促进市场信用体系的建立。

　　——建立和完善监督体系，规范市场经营行为。完善行业规范，公开服务标准，继续推广社会服务承诺制、行政执法公示制、生产经营信誉制，接受社会监督；发挥申诉举报、打假举报、质量投诉等举报电话网络作用；通过建立经济户口、诚信档案、信用披露制度和企业不良行为记录、统一信用代码、集中上网公示等形式，加强对商贸企业诚信情况跟踪监督和动态管理。

　　——依法开展打假专项斗争，推动诚信建设。依法打击诈骗、走私贩私、骗税、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经济犯罪和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价格欺诈等违法经营行为，重点查处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农用生产物资以及建筑领域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等行为；集中整治以批发业务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各类集贸市场，加强流通领域商品计量执法监督管理力度。

　　(四)以社区环境建设为重点，实施安民工程，创造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创造整洁优美的居住环境。巩固提高“绿色楼道”工程创建成果，并向创建“文明庭院”、“文明小区”和“文明社区”活动延伸，使社区卫生环境进一步改观。

　　——创造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全力推进“平安哈尔滨”建设，加强人民内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坚持严打方针，落实“命案必破”要求，始终坚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不断加大严打整治力度，对影响恶劣、危害较大的刑事犯罪活动，依法从重从快坚决打击；深入实施警民打防工程；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各类案件发生；加强对重点部门、重点行业的依法管理，坚决清除和打击卖淫嫖娼、制黄贩黄、色情服务、赌博、吸毒贩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加强安全管理，建立城市灾害预警、防治和应急处置机制，消除各类隐患；发挥群众自治组织作用，加强社区群防群治，确保社区的安全稳定；大力整治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治安秩序，逐步降低流窜犯罪的发案率。

　　——创造服务便捷的生活居住环境。继续开展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活动，构建“四个服务圈”。建立便民生活服务圈，在社区形成集维修、家政、医疗、保健、商服、文化服务等内容和常规服务、特需服务及定期、定点、定人、登门服务等形式为一体的全方位便民服务网络；建立文化娱乐活动服务圈，保证每个社区都拥有文化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等群众学习教育、娱乐休闲服务网络；建立体育健身服务圈，有条件的社区应设有体育健身室和室外体育健身设施，各社区普遍建立起组织、指导群众健身活动的服务网络；建立就业服务圈，以街道办事处为依托，以社区为基础，扩展社区服务中心的职能，形成社区就业服务网络。

　　——创造资源共享的共建环境。规划建设好新建小区的各种服务配套设施，保证与居民住房同时交付使用；挖掘社区资源潜力，搞好社区资源整合，在文化资源、人才资源、教育资源、物质资源上实现资源共享。

　　(五)以严格执法为重点，实施法制工程，创造公正公平的法治环境

　　——坚持公正司法。继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公开、公正、高效、廉洁的现代司法运行机制，全面提高司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依法维护各类经济主体和公民之间平等的法律地位，反对任何形式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坚持文明执法。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要向社会公示岗位职责、办事程序、服务规范、收费标准、工作纪律、查询办法、赔偿规定；执法窗口单位要做到语言温馨、服务规范、环境整洁、设施齐全、方便实用；整合政府公共号码资源，实现城市管理信息资源共享，提高城市的服务管理水平。

　　——坚持严格执法。明确责任，公开程序，完善监督，规范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建立司法人员办案责任制，依法规范司法组织之间、司法组织和办案人员之间的职责；加大执行力度，严格执行程序法，切实解决案件执行的不规范、不及时等问题，严厉查处司法人员办案中的贪赃枉法、执法犯法等违法犯罪行为。

　　——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对司法和行政执法行为进行全过程的监督。加强各级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保证“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重视发挥政协、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和人民团体、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的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作用，保证国家法律法规得到有效执行。

　　(六)以建设生态型园林城市为重点，实施美化工程，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扎实推进生态型园林城市建设。启动沿江风景区建设改造工程，南岸建设以广场、绿地和标志性景观为主体的高品位风景长廊，北岸完成太阳岛综合整治工程；加快沟河治理和垃圾无害化处理力度，城市垃圾和污水无害化处理率达到国家有关标准；建设磨盘山水库供水工程，饮用水质达标；辟建北方森林动物园，推进郊区森林、市区园林建设，全市森林覆盖率、绿化率达到国家有关要求；加强建设工地管理，安全文明工地达标率达到有关标准。

　　——强化市容市貌综合整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积极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加强城市环境卫生和市容市貌整治力度，一、二类街路和重点地区达到整洁优美、沿街商业管理规范、交通站点秩序井然、车辆停放整齐有序；三、四类街路和背街小巷、居民庭院达到净化、亮化和绿化。

　　——创建文明示范“街区”。建设一批文明示范街路，市区分层次开展创建文明示范街路活动，对街路的路面、设施、绿化、卫生、环保、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建立一批“七不准”严管区域，在中央大街、哈站站前地区、秋林红博地区、防洪纪念塔广场、索菲亚建筑艺术广场、哈东站站前地区和开发区昆仑商城周边地区严格实行“七不准”严管严罚，示范全市；创建一批文明风景旅游区，重点抓好太阳岛风景区、亚布力滑雪场、二龙山旅游区、东北虎林园等文明示范旅游景点的创建工作。

　　——开展共建“绿色家园”主题系列活动。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搞好城乡绿化，开展美化家园义务劳动活动，动员广大市民自觉参与到保护母亲河、治理白色污染、大树绿地认养、公益设施管护保洁等活动中来，增强市民的环境意识和爱我家园、建我家园的责任感和光荣感。

　　五、保证措施
　　(一)健全组织领导体制。全市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在市委领导下，由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协调。成立市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指导推进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委宣传部，主任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担任，副主任分别由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市文明办、市纠风办、市改善办、市安全办主管领导担任，市直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办公室下设专项工作组，具体负责各项工作的规划部署、组织协调、督促检查、考核评定工作。各成员单位、各区要按照全市整体规划要求，各负其责，紧密配合，全力推进，抓好落实，努力形成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党政各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齐抓共管的创建工作格局。

　　(二)建立激励制约机制。把创建文明城市活动的主要目标和任务进行量化分解，以责任状的形式落实到各区、各部门，把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考核与领导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和各区、各部门年度工作目标责任的考核结合起来，作为评价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真正形成“创建工作有目标，目标落实有考核，考核效果有结论”的工作激励制约机制。

　　(三)强化依法治市机制。根据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发展的需要，有关部门要适时地向市人大常委会或市政府提报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立法项目和草案，由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按立法程序审议出台，为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提供法律保障。执法部门要各司其职，强化依法治市的力度。在全市推行创建工作执法责任制度，保证依法治市的任务落到实处。

　　(四)完善监督反馈机制。充分运用法律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手段，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定期督查的作用；组建由社会各界人士、代表组成的群众性社会监督队伍，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充分发挥以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为主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五)确立筹资投入机制。把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投入纳入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文明城市创建的日常工作经费和专项经费列入各级财政年度预算；改革市政建设管理体制，激活建设管理资金；用好用足文化经济政策，认真落实《哈尔滨市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鼓励发展文化产业，增强宣传文化事业单位自我发展能力；加强户外大型公益广告建设，市里要增建一批，各区和市直有关部门要自建一批，从今年起，每年征收户外大型商业广告费用的10%，用于公益广告建设。

　　(六)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围绕“树立哈尔滨形象、创建文明城市”这个主题，营造浓厚的舆论宣传氛围，市属新闻媒体要抓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典型的重点宣传报道，同时加大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营造浓厚的社会宣传氛围，因地制宜搞好社会宣传，各主要街路上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各级各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先进集体和社区都要搞好小环境的静态宣传建设；营造浓厚的全民参与的社会氛围。


法律解释的合理性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一、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
　　法律的功能在于设范立制,要使法律本身固有的规范、指引和调整功能真正得以实现,这就要求社会公众 对法律及其适用过程产生认知和认同,而在这一过程 中,法律及其适用解释必须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公众认同性。公众对法律的认知、认同,首先必须通过对法律文本 的解读和认知,唯此才能了解现行法的具体规定,才能 把握、指引、规范自身的行为,同时对自身或他人的行 为的合法性有正确的预测和评价。这里包括两个方面 的问题,其一是,普通公民用以认知和解读的法律文本 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执法司法人员据以适用和解释的 文本在表现的形式和范围是应当同一的,即法律及其 解释文本应当是最大公开化的;其二是,所提供的法律 及解释文本应当是用语精确,表达规范、可供明白解读 的,否则法律的适用必然存在障碍。其 次,除了通过对法律规范文本的解读、认知之外 ,公众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宣传性的,由大众媒介所披 露的,及自身所接触到的司法实例来了解法律及其解 释的适用过程。我们认为司法实例不完全等同于判例 ,在我国判例并不具备正式的法律地位,但严格意义上 的判例只限于最高法院定期公开刊载的判例,它对于 人们正确理解法律具有参照意义,对下级法院具有指 导性作用,除此之外的个案例,都不是判例而是司法实 例,即使被公开刊载也不具备判例性质,因为它不存在 被公开援用的可能性。而在现行解释制度中,作出司法 实例的审判组织往往无权作出司法解释。但是判例及 其上级法院的司法实例会被下级法院所遵循,过早已 成为一种无形的操作规则。由于司法实例比起法律文 本更具体直观,所以社会公众更多的会从司法实例中 获取对法律的认识,从而产生对法律判定的认同。但司 法实例在法律解释上存在内在的缺陷:文本的公开化 明确化程度不够,公众无法获取精确的认同参照体,案 例中文本援行缺乏引证和说明;司法文书中陈述的裁 判理由过于简单,不加任何解释和逻辑推论,因而公众 的认同难以确实的实现。作为个体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理解客观上往 往不是系统的完整的,虽然严格地说,公民在具体运用 法律,从事自己各项法律行为时,应当以符合法律所指 引的标准模式进行,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要求个体的 法律运作不产生与法律间的偏差,当个体法律行为与 法定形式相偏移的时候,司法的适用解释怎样有效解 决和掌握这种偏移与标准行为模式之间的差距,这种 偏移是在法律及其解释的“框内”还是已逸出“框外 ”司法机关为此以怎样的宗旨给出一个合理性解释 ,司法解释在这里实际是起着衡平价值,体现法律社会 正义的任务,这也是司法适用解释能否获取公众认同 的重要依据。
　　二 、司法适用解释的情法之辨
　　在司法适用解释中处于主动地位的法官(或司法部门)对于公众认同是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可以说自古到今的法官、法学家都不曾忽视这一点,立法文本与司法裁量(即使某种情况下,某一司法裁量距离立法原意很远很远)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之间总是具备某种 连接点,这种连接点则往往表明了司法的价值取向。这一连接点在前近代法治社会表达为情理、道德、天理、人情,现代法学家则表述为合理性,或合理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国法、天理、人情。中 国古代社会是礼法社会,国法是以纲常伦理即天 理为指导原则和基础来制定的,反映亲族血缘伦理的 权利义务关系的伦理法与人情(同样是以纲常伦理为 基础)具有一致的内涵。当国法与人情产生冲突时,统 治者是法情允协,综合为治,使人情法律化。在司法上 则是执法原情,依照情理裁断,因而使国法、天理、人情 相协调统一,情理和社会道德既是立法的基础,又是国 法的价值衡平的标准。在这里,情理作为立法和司法连接点的作用是相当 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情理相比较国家的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尽管国法依据人情——特定的道德规则制定,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则往往显得简单粗陋,不敷应用。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司法者为了 达到合理的结果,往往是屈法以伸情。因此,在中国古 代的法律家、法官眼里,为了道德、情理的实现,在很多 情况下可以置成文的律令于不顾,可以经义决狱,这样 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使得法律的适用能够符合 公众对于法律(实质上是法律中蕴含的情理)的某种认 同,公众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才会产生认同。西方法学中的情法之辨。道 德和法律的关系,本是法理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在 法哲学范畴层面上是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关系;表现在 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上即是司法适用中的情法之辨和权 界划分。
　　在西方法律的两大体系中,大陆法学虽然强调制定 法的地位,但立法条文时常被视作寻找案件正确解决 方法的向导而不是把一定的解决办法严格地强加于解 释者的命令,人们乐于运用解释的方法导致公正的结局。而立法者在许多情境中往往有意使用笼统的词句给予法庭以衡平权,使法律规范的适用符合公序良俗 的需要,使法和道德、正义之间不至于脱节。在普通法法学中,“法首先是情理”这一古老的拉丁 语格言则更为明确地被作为法的基础观念(情理正是 调和两大法系分歧的共同性概念)。在普通法法系中 ,以经验主义为司法原则,找出每一个案件中最符合情 理的解决方法,是建立普通法法律体系的基础。就普通法法系而言,情理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我们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中还强 调“法律是无情的”这样的提法,显然是有些简单可笑 。
　　可见,情理这一概念即使是在强调严格法治化的西 方法系国家也是立法和司法适用解释的核心概念。对此则导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合理性。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合理性,导致了西方法律体系中法典主义者企图制定包罗万象的完善的法典的理想破灭,导致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边界模糊,导致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及司法法的出现成为需要与可能,使得司法者在面对具体的案件的法 律情境更进一步考虑公众的认同性和容忍限度。由此西方学者有理由认为,法律规则是社会群体现时意志 的表现,寻找立法原意无须后退到立法起草之时,而是面对正义和理智,要求法律条文自由地适应现代生活 的现实的有效意义,法官可以按照公道和情理而不根 据法律条文来解释法律。但是这样并不等于说法官可以置立法条文、立法意图于不顾。尽管有必要通过解释法律条文的宽阔的自由度来缓和法律的死板性,但法官仍必须依然做法律的奴仆,6问题是,当法和情之间的冲突产生时,法庭更着眼于社会道德,正义,更关注此时此刻的规定情境中的法律合理性和公众的接受程 度及对于法律的认同。例如,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过错责 任原则到严格责任原则的演变过程中法官对于立法的 突破正说明了这一问题。中国司法适用解释的公众认同。前文所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属划分,以及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对于立法权的合理侵入,已是法律解 释学所面临的一个首要课题。司法法的存在无论是在理论阐述上,还是在客观实践中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我国,法定意义上的司法解释只允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才能作出,由于不存在广泛意义上的独立的司法适用解释,因而客观上这种具有绝对权威(甚至超越法律权威、创制性的)解释只是换一个说法的立法而已。在这里,我们无意重复探讨立法权 ,司法权相争的历史过程和司法法的出现与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然性。问题在于,司法权是如何实现这一侵入并如何为广大公众所接受的?如果说西方法律制度中司法法的出现和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是借助于合理性标准的话,我国司法解释对于立法权的侵犯则是显 得蛮横和粗暴,即使在相当多的所谓“解释”中,根本上 是“创造性”的脱离、违背、突破文本的情况下,也丝毫 未见立法权对其的任何抵抗。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突破 了文本的本身的立法原意甚至字面含义,在实践上又比法律文本更具权威性,因而使得公众本应能够通过文本意义取得的认同由于司法解释的介入反而变得毫无意义,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司法法早已是客观存在,但却未能被广泛认同,即使是立法已大大向前进了一大步的背景下,司法适用和解释却仍在原地 踏步,甚至于相对地倒退。作 为日益开放的法律体系,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 度,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的采用将日益趋同化,任何脱 离潮流,脱离现实,落后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最终将被摈 弃和淘汰,衡量法治水平高低差距往往在于实际司法 适用和解释能否最彻底地落实法律文本所设置的规则 标准和其中蕴含的价值标准,并最终为社会公众的( 世界范围的)认同。要 实现社会公众对法律和法律解释的最大程度的认 同(我们承认这一认同性也是有层次有阶段的),关键 在于有完善的最大程度公开的法律文本,严格依附于 文本的多阶别的司法解释,以及全社会所认同的价值 体系,只有这样“法制”才能真正发展到“法治”。
　　三 、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性与社会价值体系法 律解释、适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性之间应当具有同一基准的社会道德、正义、理性的价值观念取向,只 有在同一价值体系指引下法律适用解释与公众认同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发生契合,这一社会价值体系不应是 割裂的、双重或多重标准的。中 国古代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 社会主导的哲学基础,以宗法、家族、伦常、忠孝为社会 的组织基础,以礼治、德治为社会的调控基础,儒学思 想中的顺天理、灭人欲,以义务为本位的纲常名教思想 成为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贯彻始终的社会主要价值观念 ,这一社会价值观内在的亲和力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虽经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得以平稳的演进与发展。“五四”的思想启蒙是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最猛烈的破坏和动摇,但西化的民主科学思想并 未取得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就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而言,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泊来的新思想 呈现双轨发展的态势。
　　这一发展轨迹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 社会的主导思想体系之后仍未停止其运行,其间历次 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思想解放”虽已使旧的传统道德观 念土崩瓦解(同时也使社会价值观陷于一片混乱),但在相当的范围和领域内仍有其滋生的市场,甚至被以所谓“传统美德”的形式加以保留和弘扬,全新的具有哲学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未建立起来。这一点在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法法治之争,法律与道德之争 ,法制与法治之争,法的概念之争等历次重大学术争论的背景之中即可窥见其中的影响,从法制实践层面考 察立法、司法解释与适用中,在权利义务的配置、调解 制度的运用等方面随处可见其遗迹。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两次通过决议对精神文明建 设问题提出纲领性文件,目的就在于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进行更新层次的拨乱反正,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作为制度文明的法律无疑担负着推进社会道 德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任务只有在一个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的指引下 ,立法及其解释才能找到正确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