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意浙江省列为全国生态省建设试点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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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的法律思考

李洪奇


时下，非典型性肺炎在我国一些地区肆虐流行，严重威胁着疫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党中央、国务院果断领导，采取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外交、法律、行政、科研和医疗措施，团结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抗击“非典”，志在赢得这场历史性战役。
正当我们被医务人员的英雄故事所感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感空前高涨的时候，依法防疫，理性反思，科学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医疗卫生立法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了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等构成的医疗卫生法律体系。在传染病的预防、治疗和控制方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1条做出了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最高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了政府、医疗卫生机构、医务工作者和一般公民在传染病防治中的职责权利，将传染病分类管理，列明甲、乙、丙三类共41种法定传染病，对各类传染病的预防、疫情报告和公布、控制、监督以及法律责任做出了详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为防止传染病由国外传入或者由国内传出，实施国境卫生检疫，保护人体健康，做出了具体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了医务工作者及时报告传染病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
《医院工作制度》和《医院工作制度的补充规定》等卫生部部门规章对医院感染管理制度、隔离消毒制度和防止院内交叉感染做出了详尽的规定。
本作者试图从法律的角度，分析“非典”流行的人为因素及相应法律责任、阐释依法防疫和依法行政的重要性。

关键词：
非典型性肺炎（AP），重症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法律责任

非典型性肺炎（Atypical Pneumonia, AP），是一种由新病原体引起的急性呼吸系统感染疾病，传染性很强，一些患者的免疫系统和肺组织遭到破坏，病情进展迅速，预后不良。引起非典型性肺炎的病原体通常有：支原体、衣原体、军团菌、立克次体、腺病毒以及其他一些不明微生物。医学研究初步断定本次“非典”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及其变异株。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非典”为“重症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我国卫生部已将“非典”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
防治传染病的原则是“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此原则也在我国医药卫生立法中得到从分体现。然而，从2002年11月广州出现首例“非典”病人以来，疫情却相继在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一些城市和地区蔓延，暴露出我国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的不足和弊端。
“非典”流行固然有比较复杂的医学原因，但不容忽视的是疫情发展中的人为因素。

一， 医务工作人员
疫情暴发初期，一些“非典”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更没有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有关医务工作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回顾分析相关资料，发现当时可能的原因有：1，诊治活动过于简单化，程序化，过多依赖物理检查和化验检查。2，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不高，对非典型性肺炎缺乏认识。 3，缺乏必要的传染病防范意识和相关知识。4，对患者病情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或者玩忽职守。
凡此种种，反映出我国传染病防治第一道防线的薄弱，也反映出医务人员普法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执行职务的医疗保健人员、卫生防疫人员发现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必须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限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师发现传染病疫情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所在机构或者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发现传染病疫情，不按照规定报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医师法》还规定，医师应当努力钻研业务，更新知识，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法律规定了医务工作者的“报告”义务，奠定了传染病“逐级报告”制度的法律基础。但现实不能让人们相信疫情初期的医务人员履行了“报告”义务。
当然由于非典型肺炎当时还不是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法定传染病，收集疫情、分析疫情，建立新的疫情报告方法和规范的确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这不能构成有关责任人的免责事由。

二，医疗保健机构
医疗保健机构是患者获得治疗和康复的主要场所，是预防和治疗传染病的前沿阵地。《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和从事致病性微生物实验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管理制度、操作规程，防止传染病的医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和致病性微生物的扩散。同时要对从事传染病预防、医疗、科研、教学的人员，现场处理疫情的人员，以及在生产、工作中接触传染病病原体的其他人员，有关单位应当根据国家规定，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医疗机构对传染病、精神病、职业病等患者的特殊诊治和处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发生重大疾病流行或者其他意外情况时，医疗机构及其卫生技术人员必须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调遣
然而不幸的是，问题恰恰处在医疗机构内部，一段时间内某些医院的急诊、门诊和病房成了交叉感染的重灾区，相当部分的“非典”患者是医院内感染的受害者，其中就包括许多医务人员。截至到目前北京地区医务人员的感染率高达１７％。

三，患者和病原体携带者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有关传染病的查询、检验、调查取证以及预防、控制措施，并有权检举、控告违反本法的行为。任何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都应当及时向附近的医疗保健机构或者卫生防疫机构报告。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在治愈或者排除传染病嫌疑前，不得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如果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将比照刑法第178条（旧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刑法）规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的；或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些“非典”患者和病原体携带者，由于各种原因或出于各种心态，无视国家法律规定，无视医务人员的劝阻和卫生行政人员的警告，隐匿躲藏，我行我素，严重危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四，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机关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各级政府领导传染病防治工作，制定传染病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级各类卫生防疫机构按照专业分工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监测管理工作。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防治管理任务，并接受有关卫生防疫机构的业务指导。
在防治传染病工作中，法律赋予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机关核心领导地位，并对具体职能机构和管理体制作出明确要求。为保证政令畅通，有效防疫，《传染病防治法》特别规定，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新《刑法》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而，人们曾经见到的是，“非典”疫情被掩盖和隐瞒，患者人数被虚报和漏报，最终导致疫情控制更加复杂，更加艰难，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国际形象。
一些专家学者呼吁尽快建立处理公共卫生危机预警机制、快速反应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本作者认为这些机制的有效运行确实非常重要和紧迫。事实上，我国现有的医疗卫生法律已经对这些机制的结构和功能作出了明确规定，所以最为重要的是有关机构和人员是否能够理解法律，能否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防疫、依法做好本职工作。


李洪奇 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医学法律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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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真的能直接起诉发包人讨要工资吗

刘海清


近日，有媒体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提出了农民工可以直接起诉发包人讨要工资的说法，笔者认为，农民工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缺乏法律根据。
一、此种说法属对解释理解错误
持有此种观点者的根据是该解释第二十六条　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认为农民工属实际从事建筑工作的人，因此其属解释所称的实际施工人，当然适用该条。但笔者认为，这是对该条的理解错误。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的本意是要保护农民工的利益，但这种保护只是一种间接的保护，它的主旨是通过对实际施工人的保护来间接达到保护农民工的目的，而并非直接授予农民工以诉权。其次，这里所讲的“实际施工人”并非指直接从事劳务的农民工或其他建筑工人。也不是广义上理解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所有施工主体，如总承包人、承包人、专业工程分包人、劳务作业的分包人。而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它专指的是无效合同的承包人，如转承包人、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没有资质借用有资质施工企业名义签订施工合同的承包。也就是说在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实际从事了施工的承包人才属于实际施工人，才能依据本条规定起诉发包人。此种规定，从法理上讲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种价值取向，但适用时一定要注意避免扩大化。三、合法的施工合同的施工人不能以此为根据起诉与自己没有直接合同关系的发包人，此种情况下，要严格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向合同的相对方主张权利。四、基于上面的分析，农民工的工资存在两种情况：（一）合法的施工合同履行中所欠的工资；（二）无效的施工合同履行中所欠的工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对农民工或其他工人而言只能按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向合同的相对方主张权利。只不过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了权利，农民工的利益相对第一种情况更有保障而已。因此基于该司法解释农民工不能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
二、农民工能不能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暂行办法》的规定直接向法院起诉发包人呢？该解释有如此规定：十、业主或工程总承包企业未按合同约定与建设工程承包企业结清工程款，致使建设工程承包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业主或工程总承包企业先行垫付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先行垫付的工资数额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十二、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否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连带责任。从该办法的规定看，似乎农民工在符合上述两条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起诉发包人，但笔者认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规定从法律体系上讲属部颁规章，从我国民事审判的实践看，法院审理民事纠纷是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作为基本准则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参照行政规章，尤其是在确定诉讼当事人方面。其次，民事权利义务的设定也不是部颁规章能决定的了的。第三、行政规章的效力通常体现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该规章可以做为劳动行政执法机关执法的依据，不能完全做为民事审判的依据。因此，以此为根据实践中也是有法律障碍的。
三、在目前拖欠农民工工资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情况下，各级行政机关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清欠工作成绩喜人。但要看到，要保证清欠的顺利进行及以后不产生新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光靠行政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加强相关机关的配合工作，使法院能够有法可依，才能更好也保障农民工及其他工人的利益。
（作者单位：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