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禁毒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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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燃气管理条例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1997年10月22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1997年10月22日公布 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燃气的管理，保障燃气的安全使用和正常供应，促进燃气事业的发展，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燃气事业的发展，应当根据本市城市总体规划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要求，制定远期规划和近期计划。
第四条 市公用事业行政管理机关主管本市燃气行业行政管理工作。
市公用事业行政管理机关的燃气管理部门（以下称市燃气管理部门）负责本市燃气行政管理的具体工作。
公安、规划、劳动、工商、技术监督、市政、环保、市容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做好与燃气管理相关的工作。
第五条 市公用事业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燃气气源情况，编制年度燃气供气计划和用气发展计划，经市计划行政管理部门综合平衡后，负责组织实施。
第六条 燃气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或者本市下达的气源计划和国家规定的供气压力与质量标准进行生产，保障供气。
第七条 燃气用户应当安全用气。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燃气设施的义务。
市公用事业行政管理机关对保护燃气设施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建设管理
第九条 在本市进行城市建设开发和旧区改建时，应当按照本市燃气发展规划同时建设燃气设施，并预留燃气器具的安装位置，所需费用纳入城市建设开发和旧区改建的总概算。
燃气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应当经市公用事业行政管理机关审核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条 燃气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应当由具有资质的单位承担，并严格遵守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范、规定和标准。
第十一条 燃气工程竣工后，根据工程规模，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分别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市公用事业行政管理机关负责组织有关部门验收，并建立完整的技术档案。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二条 管道燃气单位用户新建、扩建或者改建项目需要增加用气量的，应当按照市人民政府的规定交纳气源和燃气设施建设增容费，用于燃气的建设和开发。

第三章 经营管理
第十三条 经营燃气应当向市燃气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领取《燃气企业资质证书》后，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领取营业执照，方可营业。
《燃气企业资质证书》实行审验制度。
第十四条 取得燃气经营资质的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其所属的供气站必须取得市燃气管理部门核发的《液化石油气准销证书》后，方可销售。
《液化石油气准销证书》实行审验制度。
第十五条 液化石油气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不得向无《燃气企业资质证书》和《液化石油气准销证书》的燃气经营者提供液化石油气。
第十六条 经营燃气的企业及其供气站需要变更、合并、歇业、停业、撤销的，应当在三十日前向市燃气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其中涉及压力容器设备安装的，还应当向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七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物价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燃气价格收费。
第十八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制定并落实燃气安全使用管理制度，进行燃气安全使用的宣传，组织推广安全用气、节约用气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第十九条 因燃气设施施工等原因，需要调整用气量、降低供气压力或者暂停供气时，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在三日前通知用户，但因突发事故需要调整用气的除外。
第二十条 燃气经营企业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按时检查、维修燃气设施和燃气器具；
（二）不及时处理燃气事故；
（三）发现燃气设施和煤气表损坏或者泄漏，不及时报告和处理；
（四）违反规定减量、降压、停气；
（五）出售不符合质量和重量标准的液化石油气；
（六）不按照规定清倒液化石油气气瓶残液或者不按照规定价格退还液化石油气残液费用；
（七）限定燃气用户购买其指定的燃气器具；
（八）违反规定收费；
（九）利用工作之便，谋取私利。

第四章 设施管理
第二十一条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负责管理调压设备、煤气表、中压或者低压管道支线闸阀及其以内的燃气设施；支线闸阀以外的燃气设施和燃气器具（调压设备和煤气表除外）由管道燃气单位用户负责管理，也可以委托管道燃气经营企业代管。
管道燃气居民用户负责管理其使用的燃气器具；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负责管理除燃气器具以外的燃气设施和煤气表。
按照燃气发展规划需要在单位用户管道上接通新燃气用户的，单位用户应当服从规划，新燃气用户应当适当补偿管道建设费用。
第二十二条 液化石油气用户负责管理其使用的液化石油气气瓶和燃气器具。
第二十三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对其管理的燃气设施、煤气表进行检测、维护。
燃气经营企业对居民用户使用的燃气设施、煤气表和燃气器具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检查；对单位用户管理、使用的燃气设施和燃气器具，应当进行安全技术指导。燃气经营企业进行安全检查和安全技术指导不得收费。
第二十四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在燃气设施所在地段设置明显的统一标志。
第二十五条 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核发建设工程许可证时，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范要求，保障施工地界内原有燃气设施的安全。
因工程建设需要必须迁移燃气设施的，应当事先与燃气经营企业协商提出迁移方案，向市燃气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并经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迁移，所需费用按照有关规定由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负担。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进行可能影响或者危害燃气设施安全的工程施工作业的，应当事先通知燃气经营企业。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派人到现场监护。
在工程施工作业中损坏燃气设施的，必须立即通知燃气经营企业，并负责赔偿。
第二十七条 在生产、输配和储存燃气的场所明火作业，必须遵守有关安全管理和安全操作的规定。在带气的燃气管道上施工作业，必须采取消防安全措施，并由专业人员操作。
第二十八条 液化石油气储罐、槽车、气瓶等压力容器设备，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范、规定和标准进行使用和管理。
第二十九条 在本市销售液化石油气气瓶的，必须经市燃气管理部门批准。
液化石油气气瓶必须经市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机构进行检测，符合质量标准粘贴鉴别标识后，方可销售或者投入使用。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损坏、盗窃燃气设施；
（二）在燃气管道及其附属设施上和安全保护距离内挖坑取土，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堆存物品；
（三）排放腐蚀性液体、气体损害燃气管道及其附属设施；
（四）在燃气管道穿越河流标志区域内抛锚或者进行其他有损燃气管道安全的作业；
（五）在调压箱（柜）、调压站、配气站、储配站、压送站的安全保护距离内和通往上述燃气设施的主要通道上，修建建筑物、构筑物，设置停车场、集贸市场或者堆存物品；
（六）移动、覆盖、涂改、拆除、损坏燃气设施的统一标志；
（七）用液化石油气槽车直接向气瓶充装液化石油气，或者用液化石油气气瓶相互倒灌。

第五章 器具管理
第三十一条 在本市经营燃气器具的，必须经市燃气管理部门批准。
销往本市和在本市安装使用的燃气器具，必须与本市燃气气源相适配，并粘贴鉴别标识。
生产、经营燃气器具的，必须建立产品售后服务制度。
第三十二条 安装、维修燃气器具的，必须经市燃气管理部门资质审核合格后，方可营业。
燃气器具的安装，必须符合有关规范和技术要求。
燃气器具的安装、维修人员，必须经市燃气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第三十三条 安装、维修管道燃气的煤气表、燃气器具，应当由具有安装、维修资格的单位进行。经燃气经营企业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第三十四条 燃气用户应当按照燃气使用规定、产品说明书正确使用燃气器具，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第六章 使用管理
第三十五条 液化石油气单位用户集中储存四十公斤以上液化石油气的，应当向市燃气管理部门办理使用登记手续。液化石油气单位用户的储存、使用场所，应当符合国家有关防火、劳动安全规定和燃气技术条件。
第三十六条 管道燃气用户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气费，不得拖欠或者拒交。
第三十七条 燃气用户需要变更用户名称、使用地址、燃气用途、燃气器具或者停止使用燃气的，应当向燃气经营企业办理变更或者停用手续。
第三十八条 燃气用户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开启旁通阀、使用抽气设备或者其他方法盗用燃气；
（二）擅自安装、拆除、拆修、改装、迁移管道燃气设施和燃气器具；
（三）擅自将居民用气改变为单位用气或者其他经营性用气；
（四）在设有燃气管道设施的房间内住人、放置炉火或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五）烧、砸或者倒卧液化石油气气瓶，倒灌液化石油气和排放液化石油气气瓶内的残液；
（六）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电器设备、避雷设施的接地导体；
（七）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第七章 抢修和事故处理
第三十九条 燃气经营企业在接到负责管理的燃气设施损坏、泄漏或者其他燃气事故的报告后，应当立即派人抢修和处理，公安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燃气经营企业对影响抢修的树木、园林设施、市政设施和其他设施，可以采取应急措施，并同时通知有关部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
第四十条 燃气经营企业在接到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和燃气器具发生漏气的报告后，应当立即派人抢修；燃气经营企业接到其他故障的报修，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派人维修。
需要收取维修费用的，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收费。
因维修不及时造成燃气用户直接经济损失的，燃气经营企业应当给予赔偿。
第四十一条 因燃气事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由事故发生地的区、县人民政府会同市有关部门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燃气用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经营企业通知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除按照规定收取应交费用外，在改正之前可以停止供气：
（一）擅自安装、拆除、拆修、改装、迁移管道燃气设施或者燃气器具的；
（二）擅自将居民用气改变为单位用气或者其他经营性用气的；
（三）圈占、覆盖管道燃气设施妨碍安全检查的；
（四）不交纳气费的。
上述行为造成燃气设施损坏的，燃气用户应当负责赔偿。
第四十三条 燃气经营企业无故减量、降压、停气，给燃气用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
第四十四条 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变更、合并、歇业、停业、撤销燃气经营企业及供气站的，由市燃气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物品和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物品和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无燃气器具准销证书销售燃气器具的；
（二）未经批准擅自销售液化石油气气瓶或者销售未经检测的液化石油气气瓶的；
（三）销售未经气源适配性检测燃气器具的；
（四）向未取得燃气经营资质证书和液化石油气准销证书的经营者提供液化石油气的；
（五）销售不符合质量或者重量标准液化石油气的；
（六）擅自停止供气的。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燃气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损坏燃气设施的；
（二）用液化石油气槽车直接向气瓶充装液化石油气或者用气瓶相互倒灌液化石油气的；
（三）液化石油气单位用户未按规定办理使用登记手续擅自用气的。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燃气管理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擅自移动、覆盖、涂改、拆除、损坏燃气设施统一标志的，责令赔偿损失或者恢复原状，并可处以二百元以下罚款；
（二）排放腐蚀性液体、气体损害燃气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责令停止排放，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三）在燃气管道穿越河流标志区域内抛锚或者进行其他有损燃气管道安全的作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
（四）未经审批，擅自建设燃气工程或者不具有燃气工程设计、施工资格的单位设计、承建燃气工程，以及将未经验收和验收不合格的燃气工程交付使用的，责令停建或者停止使用，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在燃气管道及其附属设施上和安全保护距离内，以及在通往调压箱（柜）、调压站、配气站、储配站、压送站的主要通道上，挖坑取土，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堆存物品，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由市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一万
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燃气管理部门暂扣或者吊销资质证书、准销证书：
（一）违法经营经处罚仍不改正的；
（二）不按照规定进行资质审验的。
第五十条 销售没有国家规定的生产许可证和出厂检验合格证的燃气器具的，由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盗用燃气或者盗窃燃气设施的；
（二）故意损坏燃气设施的；
（三）阻碍燃气经营企业检修、抢修燃气设施的；
（四）阻碍燃气管理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第五十二条 燃气经营企业违反规定多收费或者不按照规定价格退还液化石油气残液费用的，应当按多收或者少退款额的两倍返还燃气用户。
第五十三条 燃气经营企业工作人员违反规定，造成燃气事故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五条 燃气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燃气”是指天燃气、液化石油气、煤制气。
（二）“管道燃气”是指以管道输送方式向用户提供的燃气。
（三）“燃气设施”是指气源生产厂以外的压送站、配气站、储配站、计量站、各种燃气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包括凝水缸、阀室、阀门井、阴极保护站、通讯设施等）、调压站、调压箱（柜）以及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充装站、混气站、气化站、供应站及其站内外管网供气系统。
（四）“燃气器具”是指燃气灶具、热水器、采暖器等燃气用具。
（五）“燃气工程”是指燃气设施和工业燃烧设备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于1998年1月1日起施行。1991年3月12日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天津市城市燃气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1997年10月22日
关于抢劫罪的几点思考

葛利江


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历来为我国刑法重点打击。现实生活中，常见多发，且情形复杂。《刑法》第263条对此作了一个较具体的规定。但由于立法对文字简明性、概括性的要求，使得法条不可能明确而全面地表述所有实际情形。对于抢劫罪的许多方面，历来多有讨论，而对于搞公安工作的同志来讲，罪与非罪，因为涉及是否需要立案、采取侦察措施、提请逮捕、起诉等问题，因而是个首要问题。本文试选择几个对定罪有着重要影响且有争议的问题加以讨论，以期对实际工作有所裨益。
一，社会危害性是判断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一种行为之所以成为犯罪且受到刑罚的惩罚，其根本原因是这一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犯罪构成是社会危害性的外在法律体现。前者是第一层次的概念，后者是第二层次的概念。一般地，行为如果符合犯罪构成，那么这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达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这一行为就构成犯罪，具有刑罚应罚性。但实际情形并不总是这样简单。犯罪构成要件只不过是从纷繁芜杂的实际犯罪情形中概括、归纳出来的，是决定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主要方面，并非全部。许多不为犯罪构成所包括的方面，诸如犯罪的动机、情势的需求（如国家根据社会治安形式的变化在不同时候采取从重或从轻的刑事政策）、实际情形的变化（如投机倒把行为在计划经济年代与市场经济年代罪与非罪的变化）等等方面都会影响行为在特定条件下的社会危害性。有许多行为，从犯罪构成要件上看，是完全具备的，但一旦综合考虑行为的方方面面，其社会危害性就减低而不够刑罚标准。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形的实际存在，为了尽可能准确到做到罪刑相适应，保证刑罚预防目的的实现，《刑法》在总则第十三条赋与执法者自由酌量的权力:“......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只顾及行为是否具备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而不综合考虑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因而出现许多不妥的地方。如：
因为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因此《刑法》没有象盗窃罪一样对财物数额作出要求，而且年满14周岁以上的公民都可成为犯罪主体。司法实践中，对一些青少年，甚至是刚满14周岁的在校生，以轻微的暴力行为（如打几个耳光，踹几脚）向同学索要几元钱的行为，一律以抢劫罪刑拘、逮捕、起诉。从犯罪构成角度看，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但正如上文所述，相对于社会危害性来讲，犯罪构成只是一个第二层次的概念。司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不但要分析这些特殊情况是否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还应 根据一般的社会常识及公众心理，分析这样一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否达到或接近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抢劫罪的最低刑期是三年有期徒刑，如果类似本文列举的这样的行为都以抢劫罪定罪判刑，笔者以为，无论是从对青少年犯罪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个刑事政策角度，还是从刑罚追求罪刑相适应，以期达到预防目的这个角度讲，都是不妥的。而且，虽然在刑法分则里面，没有对抢劫罪的财物数额作出一个下限规定，但刑法总则第九条关于罪与非罪的规定，无疑对刑法分则是有指导意义和法律束缚力的。当然，对于某些所抢财物数额虽小但手段较严重的行为，则是依法应予严惩的。抢劫罪侵犯的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只有对这两种权利的侵害程度的综合，才能说明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
二，暴力手段的下限问题。
与“财物数额不是抢劫罪成立的必备要件”这一共识相反，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暴力行为的上下限问题，各人理解不一。暴力行为的上限即“以暴力手段实施抢劫致人死亡”是否包括 故意杀人，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期的争论后，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如果行为人把故意杀人作为当场劫取财物的一种手段行为，则以抢劫罪而非故意杀人罪定罪判刑。但对于暴力程度的下限问题，学者文章论述不多，实际工作的同志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前苏联、日本、北朝鲜等国都明确规定暴力行为的程度必须达到“危及被害人生命与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等程度（1）。但无论是这些国家，还是对此法无明文规定的中国，理论界是存有不同见解的。笔者认为，不应规定暴力程度的下限，理由如下：
1 抢劫罪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两种权利的被侵害程度对于说明某一抢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而言，具有相等的意义。认为财物数额可以没有下限而暴力程度需要下限，这是没有道理的。
2 以暴力劫财的本质特征是：以暴力为手段行为，意图使被害人不敢、不能或不知反抗，从而达到当场劫财的目的。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意图以此暴力行为达到当场取财的目的，而且客观上实施了暴力劫财行为，就符合抢劫的本质特征，而不问这一暴力是否足以危害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他人的反抗。而且每个被害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有些时候，较重的暴力行为不一定能危及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而有些时候较轻的暴力却能够做到。如果认为暴力程度一定要有所谓的下限，那么，前者不成立抢劫罪而后者成立，这显然是荒唐的。
3 轻微的暴力劫财与胁迫劫财的社会危害性相当。胁迫的暴力内容，不管有多严重，它毕竟只是一种现实可能性，末造成实然的人身伤害结果。轻微暴力虽然程度轻微，但毕竟已造成实然的伤害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哪怕最轻微的暴力行为都要比胁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前者定性为抢劫，而后者不定为抢劫，没有道理。
4 从实际操作情况看，如果承认暴力程度下限的存在，则因为"轻微暴力"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易造成执法者理解不一，而导致执法混乱。
当然，在理解“暴力程度没有下限”的时候，跟理解“财物数额没有下限”一样，除了考察这两者本身，还应综合这两者来判断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
三 不作为的胁迫与暗示的胁迫劫动财是否构成抢劫罪。
对于胁迫的传统理解，如暴力一样都是一种积极作为。但不作为同样可以成立胁迫。实际情形中，也常常存在通过不作为的胁迫当场取财的情形。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况：
1 因自然力或被害人自身原因，被害人处于人身危险状态，有法定救助义务的人以不救相要挟，意图取财。如当班医生对于生命垂危的病人以不救护相要挟，要求病人或其家属亲友当场交付财物。
2 因行为人的原因使被害人处于人身危险状态，行为人以不救助要挟取财。这种情况又有两种表现：A 行为人主观上一开始就计划好以此为手段劫财，客观上积极实施某种行为使被害人人身处于危险状态，然后以不作为相要挟，这实际上是一种作为的要挟。B 行为人的行为使被害人处于人身危险状态后（如行为人把一盲人带上独木桥），临时起意，以不救助要挟图财。
3 因自然力或被害人自身原因，补害人处于危险状态，无法定义务的人以不救助要胁取财。
除了第三种情况，因为行为人不存在法定救助义务，无义务则无犯罪，其要挟取财行为属于道德、政纪 、党纪而非刑法调整范围，所得财物应作不当得利返还之外，前两者情况笔者认为应定为抢劫罪。理由如下：
1 对胁迫的传统理解并不能作为司法实践的法律根据。只有现行法条规定才是定罪判刑的唯一法律根据。行为有作为与不作为之分，胁迫便有作为的胁迫与不作为的胁迫之分。法条并没有明确否定不作为的胁迫，如果只因实际上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传统理解，便排除法条并不明确排除的不作为胁迫，这是于法不符的。
2 不作为的胁迫劫财具有与作为的胁迫劫财相当的甚至是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譬如医生对一生命垂危病人实施手术，在开膛剖腹之后，突然以不继续手术要挟取财。病人在此种情况下，生命已危在旦夕。医生的这一种不作为已严重危及了该病人的生命安全。其家属亲友百般无奈之下，奉以钱财，公民的财产权又受到侵犯。该医生此种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难道低于虽以暴力相威胁，但并末造成实然性人身伤害后果的作为胁迫劫财吗？
3 以不作为的胁迫当场取财之所以成立抢劫，最关键的原因是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本质特征。实践中，往往对上文所举例子定为间接故意的杀人或索贿等罪。都没有准确反映出此种犯罪行为对公民财产权与人身权双重客体的侵害以及不作为的胁迫与当场劫财之间手段与目的的内在联系。因此定性都不准确。
对胁迫的另一个一般理解是胁迫方式的明示性，如行为人以语言明确表示暴力内容并要求被害人交出财物。但暗示的胁迫取财是否构成抢劫呢？笔者以为，这需要分情况不同对待：
1 行为人以暗示胁迫当场取财，而被胁迫人并未交付财物。这一种情况，要么是行为人暗示手段不足以传达胁迫内容，要么就是虽然暗示手段足以传达胁迫内容，但因为对被害人产生的精神控制不足以达到令其不敢不交出财物的程度。这两种情况，虽然都符合抢劫罪的本质特征，但因为对被害人的人身权与财产权所造成的危害都较轻微，以不定抢劫罪为妥。当然，如果行为人的暗示胁迫手段较为严重，尽管被害人并未交付财物，也应以抢劫罪论处。
2 行为人以暗示胁迫意图当场取财，而被害人因精神恐惧而当场交付财物，笔者以为，应以抢劫罪论处，理由如下：
1 胁迫劫财是行为人通过胁迫手段，使被害人产生精神恐惧而不敢反抗，当场交付财物的行为。刑法条文并没有排除暗示胁迫手段的存在。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抢劫故意，客观上实施暗示的胁迫手段，而且从被害人交付财物这一情节来看，这一种暗示的胁迫手段对被害人产生的精神强制已达到使其不敢反抗而当场交付财物的程度。因此，完全符合胁迫劫财的本质特征。
2 明示跟暗示，只不过是胁迫内容的方式不同。"暗示"只是相对于"明示"来讲。行为人以劫财为目的，而且达到了这一目的，那 么，这一种"暗示"无论如何，都是足以传达暴力威胁内容的。因此，暗示跟明示，实际上并无本质区别。
3 从实际情形看，存在大量的以暗示胁迫劫财的方式。笔者在办案中碰到过这样的案例：以曾某为首的五人团伙，经常在温岭市泽国镇对外地打工者敲诈勒索，暴力抢劫。某日，曾某等人看到江西籍小工李某，曾某提出"抢点钱用用"。团伙五人遂一言不发上前围住李某。李某知道曾某等人向来敲诈，抢劫，无恶不作，也知道曾某等人此次的用意，因惧怕招其殴打，只好拿出五十元钱交于曾某，遂得以解围。此案温岭市检察院认为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笔者认为不妥。如果类似这样的暗示胁迫劫财都得不到处理，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权就得不到有效保障。而且有些狡猾的犯罪分子还会钻法律的空子，千方百计变明示的胁迫为暗示的胁迫，借以逃脱打击。
4值得一提的是新《刑法》在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作出新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即抢劫罪）定罪处罚。在制订本条时，就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在实施抢夺罪中，仅仅由于行为人携带凶器，即便没有使用甚至没有出示，就转而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混淆了抢劫罪与抢夺罪的实质界限。但立法者考虑到，携带凶器抢夺，较之一般的抢夺罪，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这类犯罪案件为数不少，有时的确难以区分行为人携带的凶器是否对被害人构成了胁迫（2）———这里，立法者就考虑到行为人携带的凶器虽然在某些时候没有使用或者出示，但有可能对被害人造成暗示性的胁迫。而且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可能借助这一种暗示性来否认其抢劫故意，而司法人员又极难认定。因此，为了从重打击这样一类犯罪，新《刑法》增设了此规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立法者承认暗示性胁迫抢劫存在的立法意图。
四，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抢劫罪对象
传统的理解和司法实践中普遍的看法，认为抢劫罪中财物不包括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把不动产（如房屋）排除在抢劫罪对象之外，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正如上文论述的，抢劫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是这一行为对人身权与财产权侵害的综合。侵占不动产相对于侵占动产来讲，不动产因其本身特征（不可移动），其财产权恢复是轻而易举的。因此，这一种行为与抢劫动产的社会危害性相差悬殊。实际情形中，以暴力、胁迫或其它方法非法侵占不动产这样的案例是少之又少。对这一类少之又少的情形作立法规定，这样的法律形同虚设，并无多大意义。而且，实践中偶而出现严重暴力侵占不动产的案件，亦可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罪名加以惩戒，所以，把不动产排除在抢劫罪对象之外，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加分析地把财产性利益（如债权、服务报酬等）一概排除在外，笔者认为不妥。理由如下：
1 司法实践中，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仅仅按传统做法而无法理及法律 依据定罪判刑，是没有说服力的。这样的案例：甲乘坐 的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后，为拒付十元车费，遂拿出一把水果刀抵住司机的脖子威胁道：还不快走，我一刀捅死你。司机因害怕而驾车离开。在类似这样的案件中，甲拒付的车费就是一种财产性利益。与甲用刀抵住司机 的脖子并从其口袋里掏出十元钱这样的情形相比，两者的行为本质与社会危害性并无多大差异。
2 对这一类法无明文规定而又存在争议的问题，对于我们搞实际工作的同志来讲，最关键的是准确把握立法者的立法原意。如何把握呢？从宏观角度讲，要以立法精神为指导。因为抢劫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与财产权的犯罪。古今中外的立法都是从重打击的，从原则角度讲，“法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个法律条文中的每一个词语都是存在于这个条文和整部法律之中的，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3）。从民法角度看，财物包括动产、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从刑法角度看，我们可以从其它财产型犯罪（如盗窃罪）关于盗窃对象的一些规定来推断对"财物"的理解。刑法第二百六十五条：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盗窃罪）定罪处罚 。这一法条，明确表明了立法者对财物的理解：民法上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的观点亦适用于刑法。司法实践中，盗窃他人不加密码的存折，我们亦是作为盗窃罪来处理的。实际上，银行存折并不是一种动产，而是持有人对于银行的一种债权体现，是一种财产性利益。同样是财产型犯罪，对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与对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的犯罪对象作出两个不同的理解，这是不符号法律内在的逻辑联系的。从理解立法原意的具体方法角度讲，扩张理解是一个重要的方法。“例如，推土机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交通工具，因此，一般而言，如果在生产作业中违章驾驶推土机，造成重大危害结果的，应是重大责任事故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但是，推土机也具有交通运行的功能，如果行为人驾驶推土机在公路上行驶时肇事，那就可能把它看成是一种交通工具，对行为人应按交通肇事罪来处理。在这里，对交通工具就作了了扩大范围的理解，即把一般意义上不是交通工具的推土机也理解为交通工具的一种。”“扩张法条意义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所要扩张的条文或词语与被扩张进来的东西不是同级并列关系，而是属种关系或包容与被包容 的关系。”（4）财产与财产性利益这一对概念同样是一个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理解抢劫罪的对象财物时包括财产性利益，并不违反扩张解释的规则。
3实际情形中，大量存在以暴力，胁迫等手段侵占财产性利益的行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服务行业蓬勃发展，以暴力、胁迫等手段拒付报酬的行为大量存在。因为执法者囿于计划经济年代对抢劫罪对象“财物”的传统理解，公民的这一类合法权利往往得不到有效保护。刑法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要树立服务于经济的意识。特别是我们搞实际工作的同志，更不能抱着对法条的过时理解，固步自封。
4，对以暴力胁迫或其它方法获得财产性利益之行为定性为抢劫罪，亦是有国外立法例可循的。如日本、韩国的刑法。有些国家即使不定以抢劫罪，亦认定此类行为构成犯罪，而定以其它罪名。如泰国刑法定义为恐吓取财罪。阿尔巴尼亚刑法定为勒索罪。与我国司法实践认为此类行为不构成犯罪大不相同。
五，以侵犯甲的人身权为手段，当场获取乙的财物是否构成抢劫罪
实际情形中，常出现如下情形：甲已同行，丙对已施以暴力、胁迫或其它方法，逼迫甲当场交付财物。甲恐已的人身遭到伤害，被迫当场交付财物。
对这样的行为，有人认为应定为绑架勒索罪。但绑架勒索罪具有空间的位移特征。行为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指定时间地点要求他人交付财物。案例中这样当场暴力胁迫取财的行为更符合抢劫罪的本质特征。从民法角度理解，甲因已处于人身危险境地而向甲交付财物后，就产生了甲之于已的债权。因此，丙的行为，貌似侵犯了甲的财产权，实际上侵犯了已的人身权与财产权。而且，根据刑法规定，绑架勒索罪的最低刑期是十年有期徒刑。对类似丙这样的行为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亦有过重之嫌。
在快要结束本文时，笔者认为有必要提一下近年来在刑事司法领域颇为流行的刑法谦抑性原则。刑法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节俭性。这一原则要求对于某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只有在道德的、民事的、行政的手段不足以控制时，才将其在刑法中予以禁止。因为本文论述了许多实际情形存在且构成犯罪而司法实践并未视为犯罪的情形，所以是否有违这个原则呢？笔者认为，并不违背。这里关键要全面理解谦抑原则。这一原则固然包括了“非犯罪化”，即通过立法把现行刑法规定为犯罪，但社会危害不大，没有必要予以刑罚处罚的行为不再在刑法中加以禁止，又包括“犯罪化”，即通过立法把具有社会危害性而道德和其它法律手段不足以控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予以刑罚处罚。“就非犯罪化而言，中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虽然有个别可以废除，但主要的问题还不是非犯罪化，而是犯罪化。尤其是经济犯罪，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产生了大量的商品经济特有的犯罪，而这些经济犯罪在现行刑法中都没有规定，因而当务之急是予以犯罪化。”（5）

注释：（1）赵秉志主编《侵犯财产罪研究》，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2）参见陈兴良主编《新旧刑法比较研究——废、改、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17页
（3）赵秉志著《刑法总论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4）赵秉志著《刑法总论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5）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