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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英美法系的经济胁迫制度
——兼论我国《合同法》建立经济胁迫制度的必要性

费亚芹 樊晓周


摘要：在《合同法》中, 胁迫是影响合同效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各国都普遍认可这一事实。但是对于胁迫的具体类型，各国的法律规定有别，在英美法系国家，除了人身胁迫、货物胁迫之外，还有经济胁迫，而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无关于此制度的规定。然而在法律实践中,合同一方当事人经常会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对对方进行胁迫，使对方违背其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与之签订合同。所以,有必要对经济胁迫制度的涵义、历史沿革、认定与后果等进行介绍,进而探讨在我国建立经济胁迫制度的意义。
关键词：经济胁迫；英美法系；衡平法

各国合同法都把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作为合同有效成立的要件。意思表示不真实或有瑕疵,就会影响合同的效力。一般情况下,胁迫是导致合同可撤销、可变更的因素之一。胁迫一般包括人身胁迫、货物胁迫，而英美法系国家把经济胁迫也作为胁迫的一种类型，作为影响合同效力的原因之一。我国1999年修订实施的《合同法》没有经济胁迫的相关规定。然而在现今相对文明及法治的社会中，民商事活动中以暴力胁迫和货物胁迫订约的例子越来越少，当前订约中出现的胁迫绝大多数都是经济胁迫，笔者认为,经济胁迫制度有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本文仅就英美法系中的经济胁迫做一粗浅探讨。

一、 经济胁迫制度的概念及其历史沿革
所谓经济胁迫(Economic Duress) ,是指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 滥用其优势地位以及相对方的需要，以暴力强迫以外的方式迫使合同相对方接受合同条件,致使受到胁迫的合同另一方当事人未能按照其真实的意愿决定是否订立合同以及怎样订立合同的情形。从经济损失的角度比较，经济胁迫的后果往往比一般胁迫的后果严重。
经济胁迫制度是由普通法(Law of Common)发展而来。最初英美普通法在契约方面有一个相当粗糙而没有充分发展的承诺瑕疵理论,其中关于胁迫的概念,是狭义的，仅指一些相当极端的肉体上的胁迫,即仅限于一方向另一方施加暴力、监禁或者恐吓施加暴力、监禁，另外，《牛津法律大辞典》给胁迫的定义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以强迫或实际上正在强迫他人实施某种特定行为。”[1]从上述对胁迫的界定上可以看出，早期的胁迫概念中不包括精神上的强制，即对于经济胁迫、精神胁迫、道义胁迫以及其他性质的胁迫等使用非暴力的方法,诱使对方缔结合同的情形,则不能引用强暴胁迫得到救济。
随着经济交往活动的频繁以及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民商事活动中以暴力胁迫订约的情况越来越少，胁迫的类型也随之发生变化，呈现出多样性。为了维持市场秩序、彰显公平正义，普通法在发展过程逐步扩大了胁迫的范围。到了18世纪，普通法通过判例确立的原则，将胁迫的内涵扩充至“货物胁迫（Duress of Goods），货物胁迫表现为对受害方的财产不当的留滞，即一方威胁扣押或拒绝提供另一方依合同有权享有的东西，另一方除了答应前者的要求外别无合理的选择余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契约自由原则逐渐衰落；另一方面，定式合同大量出现，由此，出现了合同当事一方滥用其优势地位以及相对方的需要，以暴力强迫以外的方式迫使合同相对方接受合同条件的情形，也就是今天被英美法系国家广泛接受的“经济胁迫”（economic duress），经济胁迫也被称为“商业强制”（business compulsion），这种形式的胁迫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危害了交易安全，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背道而驰。经济胁迫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今天，在英美法系国家，经济胁迫已成为重要问题并形成了固定的判例规则。
综上，在普通法上，胁迫的含义从起初仅指对人身的胁迫，后扩展到货物胁迫，最后纳入了经济胁迫。

二、 对经济胁迫的认定及其后果
近二十年来，经济胁迫逐渐发展为一项独立的普通法规则。根据普通法规则，构成经济胁迫必须符合两项要件：　
(1)必须存在某种压制或支配了受害方当事人意志的经济事实，并因此破坏了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性质；
(2)这种压力必须是不合法的，甚至是违法的。“英国的Scarman勋爵对此的分析是：胁迫的非法性具有以下两点要素：1.足以强迫改变受害方意愿的胁迫行为；2.胁迫行为本身具有非法性。香港的杨良宜先生在此基础上，又加了一条,即被胁迫方除了屈从同意，别无其他合理的选择。”[2]
根据现有判例规则，经济胁迫的形式主要包括：（1）直接施加经济压力；（２）以口头形式威胁将要施加压力；（３）以违约、或不履约相威胁；[3]（４）债务人以不偿付威胁债权人同意以小笔款项了结大笔债务；[4]（5）以解约、停工给对方造成损失等其他方式相威胁，此项典型案例是：在1983年宇宙卫士海运股份公司诉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案中，原告是利比里亚一海运公司，其公司全部股东均住在美国，该公司的宇宙卫士号货船(悬挂利比里亚国旗)从利比里亚载物准时运达英国明福特哈温港。该船船员主要为亚洲人，由于他们的工资水平按照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的规定过低，故该联合会号召工人拒绝为该船卸货，使之不能离港。该联合会声明，除非原告公司捐助80万美元作为海员国际福利基金，否则不予卸货，原告公司被迫给付捐款后起诉追偿。法庭裁定，这一支付是在经济胁迫下做出的；并且按照有关工业法规，此类给付要求也并不合法；故原告有权追回付款。[5]
应该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虽然存在经济压力，但施加压力的当事人并没有迫使对方接受明显对其不利的合同，或者这一经济压力并未影响对方当事人自主订约的平等地位，则不构成经济胁迫。例如英国上议院在1980年鲍昂诉楼裕隆案的裁定中指出：经济胁迫虽可以导致合同无效，但如果所涉经济压力没有压制对方当事人的订约地位，迫使其接受明显不利的合同，则不构成经济胁迫。本案所涉经济压力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故应视为合同有效。[6]

三、 我国现行法律中对胁迫的若干规定
我国现行法中，涉及胁迫的相关规定主要有：
较早时期即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归于无效”。1999年的《合同法》对上述行为的效力进行了区分，以可变更、可撤销为原则，以无效为例外。
198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96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做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作为。”全国人大法工委编写的《合同法释义》中，在此基础上，将胁迫的概念定义为“行为人以将要发生的损害或者以直接实施损害相威胁使对方当事人产生恐惧而与之订立合同。”
1999年《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
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1999年的合同法是实践中法律适用的依据。本法中规定，胁迫是使合同可撤销或者可变更的因素之一，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胁迫指以将来要发生的损害或以直接施加危害相威胁，使对方产生恐惧并因此而订立的合同，一般被认为包括两种情况，即以要发生的危害相威胁，指以生命、身体、财产、名誉、自由、健康、信用等损害；另一种情况是胁迫者以直接面临的损害相威胁，胁迫者通过对对方当事人或家属实施关于不法行为造成损害而迫使对方订立合同。
对比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胁迫制度的规定，可以发现，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胁迫的规定有一定的交叉，对人身胁迫、货物胁迫的规定基本相似，但是关于经济胁迫的规定是我国合同法所没有的。

四、 我国《合同法》建立经济胁迫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从目前已有的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并未对胁迫进行完整的法律上的定义，甚至并未区分胁迫的类型，更没有在法律中引入经济胁迫的概念。然而目前,经济胁迫现象在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经济胁迫制度不仅为英美法系国家广泛运用,而且也开始为大陆法系国家吸收和借鉴。同时，经济胁迫所针对的问题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框架内很难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虽然有胁迫制度,但没有包含经济胁迫这一类型,虽然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存在着诚实信用等弹性条款,但很难解决经济胁迫这类问题。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已经逐步转型为市场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国家所面对的诸多社会问题，包括法律问题在内，往往具有相似性，这在司法领域显得尤为突出。法律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作为一门科学，其任务在于揭示那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而法律的原理、原则和规则，正是对这些规律的解释、概括和归纳。今天，当人们着手去解决许许多多已经被法律发展相对完善的国家面对过、解决了的问题时，当人们可以从他们的法律文库中找到可供借鉴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揭开问题之疑团的钥匙时，应该主动“拿来”，为我所用，而没有理由把其中的合理成分拒之门外。
通过以上分析，作者认为,我国《合同法》完全有必要建立经济胁迫制度。具体的建立该项制度的途径，一方面考虑到合同法不能因为缺失这一项制度而被废止，但是如果对其进行修改的话，又为期太长；另一方面，由于该制度的缺失，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无法及时得到保护，法律的所追求的实质正义难以得到真正的实现，因此，可以暂时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扩大解释“胁迫”的法律含义，赋予经济胁迫以法律地位，进而形成普通暴力胁迫、货物胁迫以及经济胁迫三大胁迫并行的格局。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在积累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之时，再以修改合同法的方式把它纳入到合同法的体系之中。经济胁迫制度有利于保护受经济压力的弱势当事人,实现合同交易中的公平与正义，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可缺失的制度。

注释：
[1] [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276
[2] 杨良宜著《国际商务游戏规则——英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17页
[3] 参见1904年鲁克斯诉巴纳德案,上诉法院判例集,第1129页
[4] 参见1966午D与C建筑股份公司诉利斯案，王座庭判例集2集第617页
[5] 参见1983宇宙卫士海运股份公司诉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案，上诉法院判例集1集,第366页
[6] 参见1980年鲍昂诉楼裕隆案，上诉法院判例集第614页
参考文献：
[1] 王忻,租赁市场中的经济胁迫分析,上海房地2005年第3期
[2] 王贵仁著,《浅谈合同法中的撤销权》，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2000年,第7期
[3]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合同效力制度比较研究,贺晓翊
[4]袁雪,浅析英美法系的不正当影响制度,学术交流,2005年第6期
　　嫖宿幼女罪，一个刑法中普通的罪名，近日却成了社会大众口诛笔伐的对象！一不小心登上各大媒体的头条，甚至演变成了关于“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之争。在这场不见硝烟的争论中，极大的民愤冲淡了法律的理性，立法者心中秉持的法律正义在此时与社会公众主观期望的道德正义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价值错位。

因近年来，嫖宿幼女事件多涉及地方的个别公职人员和一些不法商人，而受害者多为家境困难的未成年少女。从贵州习水，陕西略阳，到河南的永成，浙江的永康，短时间内嫖宿幼女事件频发，一次次在挑战社会的道德和民众良知的底线。而发生的几起嫖宿幼女事件，各地司法机关按照“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的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相关涉案人员均判处五年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单从司法裁判的角度来讲，对此判决应并无不妥。


但是社会民众却因为那些涉案人员因该法律规定而被“轻判”而迁怒于“嫖宿幼女罪”。认为该法律规定是那些犯罪人员的“保护伞”，甚至有网友直呼对于相关罪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由此“嫖宿幼女罪”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对废除此罪名的呼声也潮水般的涌来！


抛开社会的民愤暂且不论，从社会的理性和法律的制定过程来看，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所进行司法裁判，对此事的裁判是无可指摘的。


社会民众之所以对此罪名如此的“深恶痛绝”，在同情弱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夹杂了对强势群体的不满，更有对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不公的担忧和焦虑！其实质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所产生的群体意识的“暗流涌动”。


一连串的事件彻底点燃了民众积攒已久的愤怒和不满。


相比社会民众对此罪名的善恶之论，存废之争，学界和司法界对此罪名却显得出奇的低调淡定。


嫖宿幼女罪在1986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被首次提及，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是这一罪名以单行刑法的形式被独立出来。在1996年进行的刑法修订中，该罪名一度被移进刑法分则（嫖宿按强奸论处），在1997年3月13日全国人大主席团通过草案将嫖宿幼女罪单独定罪。


对于此罪名的由来和制定过程看，直接引发民众不解和愤怒的是该事件的涉案者应该按嫖宿幼女罪定罪处罚还是应该以强奸罪论处。民众看来对于社会影响如此恶劣，对未成年少女伤害极大的事件，必须对涉案者处以重刑。而现行刑法对嫖宿幼女罪的最高刑期不过是十五年的有期徒刑，而若以强奸罪定罪则最重可 以判处死刑。


但是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有着相对严格不同的法律构成要件，不能仅仅遵从客观定罪的原则，而忽略主观的动机和意识，以免对公民权利扩大化的形式追究，从而一定程度上更广范围的维护人权，减少死刑的设置，与我国现行的“少杀、慎杀”的形势政策相符。


而且立法者立法的初衷对着两个罪名所保护的利益也有所不同，强奸罪直接设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类，而嫖宿幼女罪则被设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类，由此可见刑法的这两个罪名所要保护的法益是不同的。强奸罪侧重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法益，而嫖宿幼女罪则是更倾向对社会秩序整体法益的保护。


从公众由“嫖宿幼女罪”所引发的争论中看到，民众对社会公平的期盼，和对自身在社会安全感的诉求方面一定程度上对重刑主义依然存有心理上的“依赖”。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中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只能依赖公权力来维护他们最基本的人权！


也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人们争论的焦点实质为：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时期，面对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刑事案件，人们对轻刑主义和重刑主义的选择辩论之争。


我国传统法制观念延续下来的重刑主义影响深远。重刑主义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人民生活的安宁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针对社会的发展在严格刑事法律与灵活刑事政策之间做一个平衡的转变和选择。


近年来，人权主义观念的盛行我使们的社会民主和法制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国家从对人权的保障到尊重，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对人权的重视。但我们不能将人权一味的泛华，而不顾社会和法律的理性和严谨，一味认为保护人权就应实行轻刑主义，重刑主义就是“野蛮”。


刑罚的公正在于是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在侵犯公民权利的犯罪中，给受害者以公正。


现行的轻刑主义一味倡导保护“罪犯人权”比使之得到其应有的惩罚和对被害者的救助更加重要。轻刑主义一定程度上将弱化法律的威慑力和预防力，法律本质就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其实施运行，“温柔”从来不是法律的“性情”。轻型主义者对刑法文明和犯罪人权在理解上存在一定误区。文明与公正刑法是可以共存的。保护犯人的人权也不能用牺牲刑罚的公正去换取保障人权的“虚名”。从而易使社会和民众面临罪犯（出狱后）的二次侵害。对罪犯人权的保障我们可以通过对其合法辩护权及其他法定权利加以保障。并不是每个罪犯都会从心底忏悔其所犯的罪行，我们对“恶人”宽容，就是在对“善良”的轻辱漠视。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的社会影响恶劣和极其暴力的刑事案件，不能说与轻刑主义的司法裁判无一点关联。轻刑主义的蔓延将会使民众缺少社会安全感刑事犯罪，进一步使人们对司法和立法机关产生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