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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学校安全管理规定

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0〕第8号


《河北省学校安全管理规定》已经省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公布，自2010年12月10日起施行。




省长



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河北省学校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学校安全管理，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预防和处理学校安全事故，保障学校及其学生和教职工的人身、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省和本省行政区域内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和非学历教育机构（以下统称学校）及学生和教职工的人身、财产安全和学校周边环境安全的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辖区内学校安全工作的领导，加大对维护学校安全的经费投入，及时协调、解决学校安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保障学校安全。

乡镇人民政府依其职责，做好辖区内学校安全工作。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省和本省本行政区域内的学校安全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各自职责，做好学校安全管理工作。

第五条学生和教职工应当遵守学校安全制度，接受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不得从事危及自身、他人和学校安全的活动。

第六条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有维护学校安全的义务，应当依法维护学校安全，支持学校安全工作。

第二章安全管理职责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国家规定确保学校选址安全，依法维护学校周边秩序，为学校提供安全保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学校的校舍和其他教育教学设施以及生活设施的安全情况进行检查，对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应当及时排除，对确认为危房或者存在其他重大安全隐患的，责成相关责任部门或者民办学校举办者限期解决。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对学校安全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学校安全工作考核标准和办法，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督导、检查和考核，督促学校建立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

（二）建立安全工作责任制和事故责任追究制，督促学校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落实整改措施；

（三）指导学校安全教育工作，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四）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对学校周边治安环境进行治理，协助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对学校安全事故的救援和调查处理；

（五）指导、监督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制定学校安全应急预案；

（六）配合当地人民政府指导学校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
教育督导机构应当组织学校安全工作的专项督导。

第九条举办学校的主管部门应当指导、监督学校落实安全责任制，将学校安全工作列入学校目标管理内容，定期进行考核。

第十条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应当在学校门前完善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减速带、交通隔离护拦等交通安全设施，在特殊教育学校门前有过街人行横道的，应当设置有音响提示装置的过街信号灯。对交通复杂的中小学校门前道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学校上下学时间适当部署警力或者交通协管员，维护学校周边交通秩序。

公安机关应当指导学校做好内部安全保卫工作，加强学校周边治安巡逻。公安机关应当与学校建立治安管理联系制度，协助学校处理有关治安事件。在治安情况复杂区域的学校，依托门卫室设置学校警务室或者治安岗亭。

第十一条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法对学校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学校检查和消除火灾隐患，开展灭火演练，进行消防知识宣传。

第十二条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工程建设过程安全状况的监督管理，发现安全事故隐患应当依法责令排除，发现教育教学、生活设施建设中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应当责令纠正。

第十三条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指导学校加强卫生和疾病防控工作，协助学校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工作，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对学生及教职工进行健康教育。

第十四条公安、文化、新闻出版、工商行政管理等行政部门应当按各自职责，加强对学校周边娱乐、音像制品、图书等经营场所的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文化、工商行政管理、公安等行政部门应当按各自职责，依法取缔中小学校周边200米内开办的网吧，查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行为。

第十六条城市管理等行政部门应当按各自职责，对在学校周边摆摊设点、堆放杂物，依傍学校围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等及时进行清理。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应当加强对专门为中小学生提供餐饮服务的经营者的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环境保护、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和学校周边有害污染源的治理，对学校使用的特种设备及其相关设施的安全状况定期进行检查。

第三章安全教育

第十八条中小学校应当按国家《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的规定，将消防、交通、公共卫生、社会治安、自然灾害、意外伤害、信息安全和防震减灾等安全教育内容纳入教学计划，落实教学计划、安全教材、授课教师、教学课时。

第十九条学校应当利用学校网站、校报、板报、宣传橱窗、讲座等形式，并针对季节、地理、气候特点，开展安全知识教育。

第二十条学校应当在开学初、放假前以及开展群体性活动时，集中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第二十一条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地震、卫生等行政部门应当指导、帮助学校开展安全教育，制订应急预案，组织应急疏散、逃生自救互救演练。

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对中小学校管理人员进行学校安全管理培训，使其掌握安全管理知识，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第二十三条学生的监护人应当履行法定监护义务，配合学校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和管理。

提倡为学生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第四章安全管理

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应当将学校安全工作列入年度工作目标计划，制订学校安全工作评价、考核标准和办法，定期对学校安全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并作为评比、表彰奖励的依据。

第二十五条学校主管部门应当制订学校安全应急预案。学校应当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制订并完善学校安全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第二十六条学校应当健全安全管理工作责任制，校长是学校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学校建立相应机构或者配备必要的专（兼）职人员，负责做好安全管理的具体工作。

第二十七条学校应当配备安全保卫人员、必要的安全防护器材及监控和报警设施。所需费用，政府举办的高等学校、高中阶段学校从同级财政安排的办学经费中统筹解决，义务教育学校由同级财政从义务教育补助经费中统筹解决，民办学校由举办者负责解决。

第二十八条学校应当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学生宿舍管理，建立宿舍管理制度，落实夜间值班、巡查责任，加强对宿舍用电和防火防盗设施的安全检查。

学校不得租用普通民用住宅作为学生宿舍。

第二十九条学校应当在有危险性的教育教学、生活服务场地、设施设备及学校内施工区域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在重点部位、重点岗位设置安全员，对建筑、设施设备的安全状况定期检查，及时维修。

第三十条学校应当对外来人员进出学校进行询问、登记，未经允许，外来人员和车辆不得进入学校。经允许进入学校的车辆，应当按规定的线路和速度行驶，并在指定地点停放。

严禁将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管制刀具和其他危险品带入学校。

第三十一条学校应当按规定标准配备消防设施和器材，定期进行检修，确保完好、有效。

学校教学用房、学生宿舍、食堂、图书馆、体育（场）馆等学生聚集的场所，应当配备消防应急照明设施，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和安全通道，并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

第三十二条学校应当保证食堂及从业人员符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要求，提供给学生的食品、饮用品和药品，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三十三条学校用于接送学生的车辆，应当经有关部门检测合格，驾驶员应当具有3年以上的驾驶经验，租用车辆接送教职工和学生的，应当选择合法的车辆运输经营单位，并与其签订安全责任书。

第三十四条学校应当将学校规定的上下学时间及学生未到学校或者擅自离开学校等涉及学生安全的信息，及时告知监护人。

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学校与学生的监护人应当进行接送交接。

第三十五条学校应当加强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和其他危险品的管理，建立储存、使用和保管制度。

学校不得将房屋、场地出租给他人从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和其他危险品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十六条学校组织大型群体性活动应当确定专人负责安全工作，对活动场地、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制订应急预案，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和名义组织学生从事接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和其他危险品的劳动，以及超越其行为能力或者自我保护能力的各类危险性活动，不得在危及学生人身安全的环境开展活动。

第三十七条对有身体残疾、特定疾病或者其他身体异常情况的学生，学生家长应当向学校报告，学校不得安排不适合其参加的教育教学或者其他活动，预防意外事故的发生。

第三十八条学校不得安排患有传染病、精神病，有违法犯罪记录及品行不良的人员到学校工作。

第三十九条学校采购或者代为采购学生床上用品和学生服装的，应当要求供货单位提供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质量安全性能证明。

第四十条教职工发现有危及学生人身和财物安全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和报告。发现学生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应当及时制止。发现学生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管制刀具和其他危险品，应当没收并上交学校，由学校上交公安机关。

第五章安全事故处理

第四十一条学校发生安全事故，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救助受伤害学生，并立即向学校主管部门和事故主管部门报告，同时通知受伤害学生的监护人。

属于重大安全事故的，学校主管部门应当按有关规定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主管部门报告，并按有关规定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行政部门处理。

学校发生安全事故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拖延不报。

第四十二条学校发生安全事故，学校主管部门和事故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指导学校进行处置，属于重大安全事故的，应当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处置。学校应当予以配合，尽快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第四十三条学校发生安全事故，对学生人身伤害赔偿的处理，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双方自愿，可以书面请求学校主管部门进行调解。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由学校主管部门进行调解的，学校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书面调解申请之日起30日内办结。

第四十四条学校发生安全事故的人身伤害赔偿，经学校主管部门在调解期限内调解达成一致意见的，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调解协议书并履行有关义务；经调解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终止调解，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四十五条学校发生安全事故，受伤害学生或者其监护人、当事人应当配合学校进行事故处理，不得辱骂、殴打教职工，不得聚众滋事，不得干扰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和工作秩序。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学校主管部门、有关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履行学校安全管理职责的；

（二）对学校的建筑、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及消防安全设施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不采取措施解决的；

（三）对扰乱校园秩序或者侵害教职工及学生人身、财产安全案件不依法查处的；

（四）接到学校安全事故报告，不及时指导学校进行处置的；

（五）对影响学校周边治安、交通秩序不依法查处导致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

（六）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四十七条学校违反本规定，不履行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职责的，由学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教职工及学生伤亡的，由学校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分；对民办学校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八条学校教职工违反本规定第四十条规定的，由学校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九条学生或者其监护人违反本规定第四十五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五十条本规定自2010年12月10日起施行。





关键词: 洗钱罪；反向洗钱；反恐融资
内容提要: 在行为方式仅限于掩饰、隐瞒特定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前提下，洗钱罪不能规制金融机构协助将合法资金秘密转移到恐怖人员或组织账户、为实施恐怖活动提供金融服务的“反向洗钱”行为。当前国际社会反洗钱概念不仅局限于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清洗，已经扩展到制止资助恐怖活动。我们应当在借鉴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以反恐融资中“反向洗钱”的入罪化为中心调整洗钱罪的行为方式，构建打击恐怖活犯罪的严密刑事法网。


　自1988年《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将毒品犯罪及其洗钱行为规定为国际犯罪以来，国际社会反洗钱浪潮风起云涌。1989年7月，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成立，专门研究和制定反洗钱措施和建议。1999年《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通过，国际社会开始将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通过切断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和断绝犯罪收益的清洗实现对于恐怖活动犯罪的遏制。本文拟以此为背景，对我国洗钱罪的行为方式在打击恐怖活动犯罪中的不足进行反思，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以期促进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发展。

　 一、现状：我国刑法关于洗钱罪的现有规定

　 我国反洗钱法律体系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我国97年刑法首次规定了洗钱罪，同时规定了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和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基于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需要将恐怖活动犯罪增补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提高了单位犯罪的法定刑，并同时增设了资助恐怖活动罪。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将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增补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进一步扩大洗钱罪的惩治范围。同时，将97年刑法中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修改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对该罪的行为方式和对象进行了修正。2006年10月31日，《反洗钱法》的通过标志着我国反洗钱法律体系的初步成形，反洗钱网络趋于完善。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将单位增设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主体，使该罪进一步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200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就实践中审理洗钱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解释和明确。总体来说，到目前为止我国反洗钱在法律体系、组织机构、监督检查、资金监测和案件查处、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良好成绩，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反洗钱制度体系，反洗钱双边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内容不断丰富，已成为国际社会反洗钱和反恐融资领域的重要成员。{1}

　 根据我国刑法第191条，洗钱罪是指明知是特定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采取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以及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性质和来源的行为。该罪的主体包括个人和单位，主观上是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采法定方式掩饰、隐瞒特定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也就是说，我国刑法中的洗钱罪的行为方式是针对已经实施的特定犯罪所产生的犯罪所得和收益，就其来源和性质进行掩饰和隐瞒的行为。该洗钱行为实施于特定犯罪实施以后，针对的是特定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这也是特定犯罪被称为“上游犯罪”，而洗钱罪被称为“下游犯罪”或者“派生犯罪”的原因。

　 二、问题：传统洗钱罪规制反恐洗钱行为所存在的不足

　 （一）将恐怖活动犯罪作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不能有效遏制恐怖活动犯罪

　 如前所述，我国刑法中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范围经历了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洗钱罪上游犯罪包括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恐怖活动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总数达到了81个，占我国刑法分则个罪名的18. 75％。{2}关于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扩大其范围上：有学者认为应当扩展到所有犯罪，{3}有学者认为应当扩大到严重犯罪，{4}有人认为应当扩大为法定最低刑在有期徒刑6个月以上的严重犯罪。{5}有学者认为应当扩展到一切能够产生犯罪收益的犯罪，{6}有学者认为应当扩展到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同的范围。{7}客观来说，我国刑法关于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的规定确有其值得探讨之处，上述观点从不同视角的探讨都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这些观点都肯定已有七类犯罪作为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合理性，并没有对已有犯罪提出过多质疑。我们认为，基于我国洗钱罪发展形势所需、反洗钱法律体系协调的需要、国际社会反洗钱的发展趋势和反洗钱刑事司法合作的要求，{8}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在传统洗钱罪洗钱模式下，已有七类犯罪也并不是都适合作为洗钱的上游犯罪。对此，我们将在明确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界定标准，以及恐怖活动犯罪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予以分析。

　 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的确定取决于界定标准的明确。对此标准，我国学界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洗钱罪上游犯罪应当具有非法暴利性、清洗的必要性、与洗钱的关联性、极大的危害性与立法的紧迫性、明确的法定性，{9}也有学者认为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确定应由该罪的严重程度、产生财产性收益的大小以及断绝其洗钱的后路对该罪的抑制程度来决定。{10}我们认为，上游犯罪的界定标准确定应当以洗钱罪的立法目的为依据。立法者设立洗钱罪的目的首先在于该行为对于金融管理秩序以及司法机关查获犯罪活动的妨害，同时是为了通过对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清洗的打击来实现对于上游犯罪的遏制。所以，如果某种犯罪不能够产生较大犯罪收益，或者对于洗钱行为的规制不能够实现对于上游犯罪的遏制，那么就没有必要将其规定为上游犯罪。上述前一种观点没有从设立洗钱罪对于遏制上游犯罪的意义方面强调界定上游犯罪的界定标准，并不妥当。我们在较为赞同后一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应当至少具有非法暴利性、清洗的必要性、极大的危害性与立法的紧迫性、断绝洗钱对该罪的有效抑制性四个特点。

　 关于恐怖活动犯罪的内涵，我国学界争议较大。代表性的观点有：恐怖活动犯罪是指个人或单位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目的，针对不特定对象或某些具有政治、民族、宗教等象征意义的特定对象，以足以引起极大的社会恐慌的手段实施的危害行为。{11}恐怖活动犯罪是指基于政治、社会或者其他动机，为制造社会恐慌，以恐怖手段所实施的侵犯人身、财产等严重危害社会而依法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12}在外延上，恐怖活动犯罪主要指恐怖活动组织实施的各种犯罪，{13}具体包括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投放危险物质罪，资助恐怖活动罪，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盗窃、抢夺、抢劫危险物质罪，投放虚假的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船舶虚假恐怖信息罪等。{14}

　 在明确恐怖活动罪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以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界定标准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虽然恐怖活动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与立法的紧迫性，但是在我国洗钱罪的行为方式仅是“通过各种手段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前提下，将其作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对于遏制恐怖活动犯罪意义并不大。

　 首先，恐怖活动犯罪并不都具有非法暴利性和清洗的必要性。虽然学界对于恐怖活动犯罪的内涵界定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大多认为恐怖活动犯罪是基于政治动机，以制造社会恐慌为目的，而不以或者不主要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15}不具有明显的非法暴利性；从外延上看，虽然某些恐怖组织实施的犯罪可能产生犯罪收益，但是多数恐怖活动犯罪并不产生巨大的犯罪收益，有的甚至根本不产生犯罪收益。如投放危险物质罪，盗窃、抢夺、抢劫危险物质罪，投放虚假的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船舶虚假恐怖信息罪等等。对于这些犯罪来说，由于其并不产生或者很少产生犯罪收益，也就不存在需要对其犯罪收益进行清洗（至少是大规模清洗）的问题。

　 其次，断绝洗钱对恐怖活动犯罪并不具有有效抑制性。如前所述，恐怖活动犯罪多出于政治动机，以制造社会恐慌为目的，至于其是否获得犯罪收益，获得多少犯罪收益，并不是行为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实践中，很多恐怖分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自己的生命的。在此前提下，断绝对于恐怖活动罪犯罪所得及收益（在存在的情况下）的清洗，并不能实现有效遏制该犯罪的目的。

　 再次，洗钱罪并不能切断恐怖活动犯罪的资金来源。既然恐怖活动犯罪不具有非法暴利性，断绝洗钱对其也不具备明显的抑制性，那么将其作为洗钱罪上游犯罪的意义何在？有观点认为，将恐怖活动犯罪纳入洗钱罪上游罪的立法意图在于断绝恐怖活动的资金来源，{16}即通过切断恐怖活动的资金链条，实现对于恐怖活动犯罪的打击。但是，在当前洗钱罪仅规定对犯罪所得及收益进行清洗的行为模式下，只有在恐怖组织将其实施恐怖犯罪所得及收益再次用于实施恐怖活动的情况下，洗钱罪才能规制。而对于非恐怖活动组织提供的资金，或者其他组织提供合法资金资助恐怖活动来说，由于这些资金不属于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现有洗钱模式并不能进行规制，也就不可能切断恐怖活动资金来源。

　 （二）洗钱罪与资助恐怖活动罪均无法规制“反向洗钱”行为

　 为了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秩序，{17}《刑法修正案（三）》在将恐怖活动罪增设为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同时，还新增加了资助恐怖活动罪。目的是为了建立资助恐怖活动罪和洗钱罪的联结，实现对于恐怖活动罪的打击。但是，刑法所编织的打击恐怖融资的刑事法网并不严密，无论是传统的洗钱罪，还是新增的资助恐怖活动罪都无法规制恐怖融资中的“反向洗钱”行为。

　 恐怖融资是恐怖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的资金来源，融资途径的畅通是恐怖融资能够顺利实现的必备条件，断绝反恐融资的渠道和资金链条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恐怖活动犯罪的实施。从当前恐怖组织融资的渠道来看，主要为利用金融机构进行洗钱，通过被恐怖组织控制或者愿意为恐怖组织服务的合法的公司、组织，借用贸易结算的名义，在金融机构内部转移资金，{18}进而实现对于恐怖活动的资助。一般来说，恐怖活动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将实施毒品犯罪、走私犯罪等所获得的非法收益，通过金融机构转移、清洗，资助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其二，利用合法资金资助实施恐怖活动，通过金融机构转移、清洗，资助恐怖活动。对于第一种情况，由于用于资助的资金本身就是特定犯罪的收益，金融机构转移资金或者提供服务的方式符合洗钱罪的行为特征，可按照洗钱罪定罪量刑，实现打击和惩治；但第二种情况中，用于资助的资金、物质是来源合法的资金，不是犯罪收益，更不是所谓的“黑钱”（如果不用于资助恐怖活动犯罪，该资金完全是合法收入）。这种资金在被用于资助实施犯罪之前，并不是刑法规制的对象，其之所以具有非法性，就在于将被用于资助实施非法行为。其同犯罪收益的不同在于，后者是实施犯罪的结果，非法性体现为产生该收益行为的非法性；前者并非犯罪实施的结果，而是将要被用于实施犯罪，非法性体现为用途的非法性。金融机构协助将合法资金用于资助恐怖活动犯罪的行为，是资助恐怖活动实施中一项重要的环节；也是实施大型恐怖活动必经的阶段。这种行为，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将白钱变黑”的洗钱行为，为了同传统的洗钱行为相区分，实践中一般被称为“反向洗钱”。具体来说，“反向洗钱”是指将合法资金秘密转移到恐怖人员或组织的账户的行为，其与传统洗钱行为的掩饰、隐瞒“来源”及其性质不同，反向洗钱行为主要在于掩饰、隐瞒资助的“去向”及其性质。{19}由于我国传统洗钱罪的行为方式仅包括对于已经实施的犯罪收益进行清洗一种，所以无法对“反向洗钱”行为进行有效规制。

　 我国刑法虽然已经增设了资助恐怖活动罪，但是该罪同样不能规制反向洗钱行为。根据刑法第120条之一，资助恐怖活动罪指故意资助恐怖活动组织或者是实施活动的个人的行为。该罪得设定主要为了打击实践中通过各种方式向恐怖活动组织或者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提供用于实施恐怖活动的经费、场所和物质的各种行为。{20}该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客观方面表现为采取各种方式资助实施恐怖活动。“资助”包括筹集资金和提供资金两种具体行为，单纯的筹集资金行为，同样应以资助恐怖活动罪定罪处罚；“资助”的方式不以金钱为限，为恐怖活动组织或者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筹集、提供经费、物资或者提供场所以及其他物质便利的行为，均属于资助行为。该罪的成立不以被资助的人具体实施恐怖活动为条件，预谋实施、准备实施和实际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均属于本罪中“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21}从资助恐怖活动罪的犯罪构成看，该罪主要通过对资助恐怖活动行为的规制实现对于恐怖活动犯罪的遏制，惩治的是为恐怖活动筹集、提供资金，以及场所和其他物质便利的行为。而对于提供金融服务等非物质便利的行为，却不予调整。也就是说，该罪的设定遗忘了作为恐怖主义融资最重要渠道的中间环节，即为恐怖活动提供资金转移支持的金融机构。[22}对于实践中对恐怖活动罪所产生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进行转移资助，从而协助他人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的金融机构来说，可以依据传统洗钱罪进行惩治。但是对于仅实施对合法收益用于资助恐怖活动犯罪的情况加以掩饰和隐瞒的行为，由于其不是为恐怖活动筹集、提供资金等提供物质资助者，而且一般行为人也不需要事前与资助者同谋，也不可能构成资助恐怖活动罪。

　 所以，从我国刑法现有洗钱罪和资助恐怖活动罪的规定来看，虽然立法目的在于使两者共同编制打击恐怖活动融资与清洗犯罪收益的严密法网，但是其中却缺少为利用合法资金进行资助者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也即“反向洗钱”行为的规制，无法实现通过切断反恐融资渠道而实现打击恐怖活动罪之目的。

　 三、展望：将反向洗钱纳入洗钱罪的行为方式

　 传统洗钱罪行为方式不仅不能切中遏制恐怖活动犯罪的要害，也无法完全规制反恐融资行为。在国际反洗钱概念日益扩大，国际社会将反向洗钱纳入广义洗钱含义中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考虑调整传统洗钱罪的行为方式，将反向洗钱行为入罪化处理，从而构建打击恐怖活动和恐怖融资的严密法网。

　 （一）打击“反向洗钱”已经成为国际反洗钱的大趋势

　 1999年《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将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吁请所有国家采取步骤，以适当的国内措施防止和制止为恐怖主义分子和恐怖主义组织筹集经费，……并特别酌情考虑采取管制措施，以预防和制止涉嫌为恐怖主义目的提供的资金的流动。“9·11事件”以后，打击恐怖主义的浪潮将国际反洗钱推至新的高峰，防范和打击与恐怖融资有关的洗钱犯罪活动成为国际反洗钱合作的重要内容。2001年9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373号决议，禁止所有成员国对恐怖组织提供金融资源以及任何形式的金融服务；要求金融机构积极和刑事侦查部门合作，协助收集证据。2001年10月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在“40项建议”的基础上，针对防范和打击恐怖融资陆续提出9条特别建议，合称“40＋9项建议”，已经成为国际反洗钱和反恐融资领域中最具权威性的指导性文件。{23}时至今日，从整个国际社会来看，反洗钱概念正逐步扩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于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清洗，而是扩展到制止资助恐怖活动、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领域。{24}严厉打击恐怖融资犯罪，有效切断恐怖活动组织和恐怖分子的资金供应链，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打击恐怖活动犯罪一条制度性经验，{25}包括打击“反向洗钱”在内的反恐融资已经成为国际反洗钱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有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可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