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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行图书多种购销形式的试行方案》的补充规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0 18:35:27  浏览:9588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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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行图书多种购销形式的试行方案》的补充规定

国家出版局


《关于推行图书多种购销形式的试行方案》的补充规定

1986年7月1日,国家出版局

为便于社店双方密切配合,认真贯彻执行《关于推行图书多种购销形式的试行方案》(以下简称《试行方案》),现就有关问题作如下解释说明和补充规定:
一、关于征订包销中第一、二、四类图书的范围问题。
(一)《试行方案》规定“由党和政府统一规定学习的政治理论书籍”实行征订包销,是指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统一规定学习的政治理论书籍。
(二)《试行方案》规定实行征订包销的“中、小学课本”,是指国家教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教委规定的中学、小学用书目录中所列的课本、教学大纲、教参书、教学挂图以及统一采用的补充教材;
“大中专教材”,是指国家教委和中央各部委审定、规划的,列入北京发行所教材统一征订目录的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电视大学等使用的教材。
(三)《试行方案》规定“内部发行的图书”,包括限国内发行的图书,也实行征订包销。
二、关于征订经销和寄销图书的进发货业务问题。
发货店应积极支持出版社实行多种购销形式。对出版社提出实行征订经销的品种不论多少,发货店都要认真办理征订,搞好进发货业务。经销、寄销图书的编目、分发工作,仍由发货店负责(向新华书店系统分发),所需费用由出版社和发货店协商解决。销货店根据读者需要和图书市场情况确定订数并积极扩大销售。
三、关于出版社所在地书店直接向当地出版社进货问题。
(一)《试行方案》规定“除去必须实行包销的五类图书仍应通过发货店进发货外,允许出版社所在地的书店对其他一般图书可以直接向当地出版社进货”。直接进货的图书范围,包括五类图书以外实行包销的其他一般图书。
(二)《试行方案》规定:“直接进货以后,出版社、发货店、销货店的进发货折扣要作相应的调整。”是指这一进发货环节的折扣差额的重新分配,要兼顾出版社、发货店、销货店三方面的经济利益。北京地区的折扣调整,另行商定。各地是否试行以及具体折扣多少,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行政机关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自行确定,全国暂不作统一规定。
四、出版社对集体、个体书店的批销折扣问题。
出版社对集体、个体书店的批销折扣,原则上应与发货店对国营基层书店的发货折扣一致。考虑到目前基层书店对农村供销社售书点大部分仍是实行经销包退货的办法,解决农村批零分流问题还要有段准备过程。因此,对《试行方案》中规定的折扣允许逐步实行,出版社批给集体、个体书店的折扣,可由各地出版行政机关根据当地情况作出具体规定。
五、关于基层新华书店对集体、个体书店、农村供销社的批销折扣问题。
鉴于各地销货店原来实行的批销折扣不尽一致,以及考虑到调整进发货折扣后,基层书店多得到的折扣在批销时还要兼顾到集体、个体书店、农村供销社或其他图书销售点的经济利益,因此,基层书店的批销折扣和批发形式,各地可结合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变通规定。
六、在图书版本记录页上署明确切的发行者名称问题。
包销图书应署名:××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所发行;
经销、寄销图书应署名:××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七、关于社店双方签订图书购销合同(协议)问题。
社店双方应根据《试行方案》规定要求,经过认真协商研究于1986年10月1日前签订具体的图书购销合同(协议),最迟应在今年年底前签订完毕。
八、关于年画、年历、挂历、台历的进发货折扣调整时间问题。
年画、年历、挂历、台历属于期销商品,采取提前订货和预印预发的办法。为便于销货店开展批发,扩大销售,凡1987年度的年画、年历、挂历、台历进发货一律实行新折扣,销货店也应按新的批发折扣批发。货款结算时间不变,仍按原规定执行。
九、关于老存货实行新的进发货折扣和新的批发折扣时间问题。
出版社、发货店的备货(即老存货),应从10月1日起按新折扣向新华书店(包括古旧书店、外文书店)发货。
书店内部调拨、调剂,也应从10月1日起实行新折扣。
鉴于销货店现有存货金额较大,特别是农村店的批发比例较大,为减少销货店因调整折扣造成的经济损失,销货店老存货的批发实行新折扣的时间,可从1987年1月1日开始(不包括年画、年历、挂历、台历)。出版社、发货店的老存货向集体、个体书店的批发折扣也可参照执行。
十、图书进发货折扣调整后,新华书店内部相关的发货折扣调整问题。
(一)新华书店北京、上海发行所对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书店(二级转发)的发货折扣,可按《试行方案》规定的发货折扣适当调低:包销图书(除课本、教材外)调低二个折扣(即由七五折调为七三折);经销图书调低三个折扣(即由七五折调为七二折);寄销图书调低三个折扣(即由七七折调为七四折),货款结算时间按规定办理。
(二)照顾历史延续关系,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图书发行工作,新华书店北京、上海发行所给新疆、内蒙古、西藏自治区书店的包销、经销图书的发货折扣一律由七五折调整为七二折,寄销图书由七七折调整为七四折,货款结算时间按规定办理。
(三)对省级书店备货的发货折扣调整为:包销图书除课本、教材外按七二折发货;经销图书按七一折发货。
(四)对实行二级进货的地市书店的发货折扣和委托其他省市书店代发货的费用,由发货店和有关书店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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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人承担责任应以被告身份参加诉讼

骆玉生


一、案情
2002年4月29日,四岁幼儿宋某到九岁幼儿汪某家玩耍时,正遇汪某与其姐发生争执。汪某用棍子撵打其姐时,误将宋某右眼戳伤。宋某住院用去医疗费5018.5元。后经法医鉴定,宋某右眼构成八级伤残。同年12月30日,宋某以汪某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医疗费、伤残补助等费用共计43937.50元。而汪某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
二、处理意见
本案应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以什么身份存在承担赔偿责任,有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由汪某承担赔偿责任。其理由是:汪某在该侵权过程中,虽非故意,但确有过错。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应有责任人汪某承担赔偿责任。另外,从程序上说,原告宋某仅起诉汪某一人,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也只能由汪某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由汪某的监护人即汪父以“法定代理人”的名义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就未成年人致他人损害行为承担的这种赔偿责任,实质上是一种替代责任。监护人并不能以自己已尽了监护职责仍不能避免损害结果为由而主张免责。本案中,汪某系未成年人,其造成宋某右眼伤残,因其无民事行为能力,也无属于他的个人财产,其无力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汪某的诉讼是由监护人汪父以“法定代理人”的名义进行的。既然汪父参加了诉讼,就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即承担赔偿原告宋某损失的义务。判决主文可以表述为“被告的法定代理人汪父赔偿原告宋某医疗费、伤残补助等费用…”
第三种意见认为,以汪某的监护人即汪某的父母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由他们共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理由是:1、从实体上说,《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给他人造成损害,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2、从程序上说,《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序,履行发生法律效率的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从这里可以看出,只有案件的当事人,才受人民法院裁判的拘束。相反,如果不是案件的当事人,即不受人民法院裁判的拘束,无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义务。法定代理人不是当事人,只是诉讼参与人,所以不受人民法院裁判的拘束。本案中,因为汪某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汪某的父母只有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才能接受人民法院裁判的拘束,才能让他们承担赔偿原告宋某损失的义务。如果他们不是作为被告,而只是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他们完全有法定理由拒绝履行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
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
三、评析:
本案是典型的未成年人致人损害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审判实践中经常会遇到。第一种意见看起来是适用侵权损害赔偿的过错责任原则,判决由责任人汪某承担赔偿责任。但忽视了汪某系未成年人的事实。汪某无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诉讼行为能力,其在诉讼程序上和承担实体义务上不同于一般的当事人。同时,第一种意见也忽视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这样的判决,不仅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且也无法执行。本案中,汪某既无承担赔偿义务的财产,也无承担赔偿巨额损失的民事行为能力。因此,第一种意见肯定不妥。
本案第二种意见看起来是纠正了第一种处理意见的错误,判决由被告汪某的法定代理人赔偿原告宋某的损失。但忽视了“法定代理人”不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规定。没有分清“法定代理人”与“被告”这二者之间享受权利与承担义务的不同。《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第十四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民事诉讼中的法定代理,是专为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进行诉讼而设立的一种制度。法定代理人作为法律规定的诉讼代理人,其诉讼代理权的发生原因,既不基于当事人本人的意思表示,也不基于法定代理人的意见。而是为了维护无行为能力人和社会利益。法律规定一定的人作为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不但赋予他代理的权利,而且要求他承担代理的义务。法定代理人既是当事人民事行为的代理人,也是其诉讼行为的代理人。法定代理人的意思表示,视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法定代理人所进行的一切诉讼活动,均视为当事人的行为,与当事人在诉讼上的行为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因此,法定代理人在民事诉讼中居于与当事人类似的诉讼地位,他不仅有权处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有权代为处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
但是,法定代理人虽然居于与当事人类似的诉讼地位,但他对于诉讼标的毕竟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是实体权利的直接享有者和实体义务的直接承担者。民事诉讼行为是民事行为的一种,根据前述《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法律效果,仍直接由被代理的当事人承担。本案的第二种处理意见中,汪父虽然是以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但他参加诉讼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仍应有汪某承担。法院只能判决由汪某承担赔偿责任,而不能判决由被告的法定代理人赔偿。而判决由汪某承担赔偿责任,结果就变成第一种处理意见了。
另外,汪某的监护人还有他的母亲,如果按照第二种处理意见,也应将他的母亲列为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防止他们在承担责任时互相推委、扯皮。从这一点来说,第二种处理意见也是不妥的。
从民事诉讼理论上来说,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是指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利害关系人。当事人有三个特征:1、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2、与案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3、受人民法院裁判的拘束。本案中,汪父、汪母因其子汪某损害了原告宋某身体的侵权行为,基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与原告宋某产生了法律上的损害赔偿关系。而要落实这一实体条款的规定,让他们承担赔偿原告宋某损失的责任,使他们接受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拘束,在程序上只能是让他们以自己的名义,以当事人(被告)的身份参加诉讼,而不能以“法定代理人”的名义进行诉讼。这样,他们与原告的诉讼标的就有了直接的利害关系。否则,他们没有接受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拘束的义务。如果按第二种意见处理,仅让汪父以“法定代理人”的名义参加诉讼。法律文书生效后,汪父有法定的理由抗辩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综上,从程序上说,本案应该在汪父、汪母作为汪某的法定代理人进行诉讼的同时,将汪父、汪母追加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在实体上驳回原告宋某对汪某起诉的同时,判决汪父、汪母共同承担赔偿原告宋某医疗费等费用的义务;这样,才能真正从实体上、程序上及时维护原告宋某的合法权益。

宣城市宣州区法院 骆玉生
联系电话 0563--2515685


中国和日本关于两国渔业协定第一条第一款的换文

中国 日本


中国和日本关于两国渔业协定第一条第一款的换文


(签订日期1975年8月15日 生效日期1975年8月15日)
             (一)我方去文

  我荣幸地提及今天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渔业协定,并就有关协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阐述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国防安全,规定:本协定第一条一、1规定的线以西的海域为军事警戒区。对该区内的渔业资源已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日本国渔船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关部门允许不准驶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保护渔业资源,规定:本协定第一条一、2规定的线以西的海域为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中国渔轮不得在该海域内作业,日本国渔船也不得进入该海域作业。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鉴于本协定第一条一、3规定的线以南,中国沿岸以东,包括台湾周围的海域,目前尚处于军事作战状态,劝告日本国渔船不要进入这一海域作业,否则,因此而发生的后果由该渔船自己负责。
  顺致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
                        特命全权大使
                          陈  楚
                          (签字)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于东京

             (二)对方来文

  我荣幸地确认收到阁下就今天签订的日本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协定关于第一条第一款的信件,并就此信件表述如下:

 一、日本国政府不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协定第一条一、1和2所列举的线以西海域的立场,对此保留日本国政府的立场。
  但是,日本国政府考虑到在协定第一条一、1和2所列举的线以西的海域,有保护渔业资源的必要性,制止日本国渔船进入这些海域作业。

 二、日本国政府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协定第一条一、3所列举的线以南的海域所表明的劝告,同时保留不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该海域的立场的日本国政府立场。
  我在表述以上内容之际,谨向阁下表示敬意。

                          日本国外务大臣
                          宫 泽 喜 一
                           (签字)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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