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政府关于印发徐州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资本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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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政府关于印发徐州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资本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政府
徐州市政府关于印发徐州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资本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006-5-10
徐政发 〔2006〕 1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公司)，市各直属单位：
《徐州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资本金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予下发，希各单位认真遵照执行。
徐州市人民政府
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徐州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资本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资本金的监督管理，维护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人及购房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和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48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9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3〕94号）、《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建设部建市〔2004〕1号）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含经济适用住房、危旧房改造项目），实行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资本金制度。
第三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资本金（以下简称资本金），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按本规定专户储存、专项用于该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自有货币资金。
第四条 徐州市建设局负责市区资本金的管理。
第五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工期不足一年的，资本金不得少于工程合同价的50%；建设工期超过一年的，资本金不得少于工程合同价的30%。
第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办理施工许可手续前，应当持市建设局出具的同意该企业开立资本金专用帐户的批文，在其开立基本帐户的银行（含农村信用社）设立资本金专户，足额交存资本金。
开户银行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双方共同签订资本金监管使用协议书。协议书应使用市建设局制订的格式文本，接受市建设局的监督和指导，并报市建设局备案。
第七条 资本金未按规定按时足额到位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得办理施工许可手续。
第八条 资本金只能用于该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得挪作他用，更不得抽回。房地产开发项
目在扩大投资规模时，应及时补充资本金。房地产开发项目依法转让后，受让方必须具备本办法规定的资本金条件。实施分期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可分期到位，分期到位的资本金应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
第九条 资本金应根据建设进度分阶段返还，具体返还时可按每栋楼形象进度控制，返还标准为：
（一）工程基础完工验收合格后，返还20%的资本金；
（二）工程主体结构完工验收合格后，返还40%的资本金；
（三）开发项目竣工验收备案、配套设施完成后，返还20%的资本金。
（四）工程决算甲乙双方结清工程款后，返还20%的资本金。
第十条 对符合资本金返还条件的，市建设局应于5个工作日内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具资本金返还通知书，银行在接到资本金返还通知书后，应办理资本金划转手续，确保资本金及时返还。
对企业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市建设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应当及时通知银行，银行应根据有关规定以及与企业签订的资本金监管使用协议书及时处理。
第十一条 资本金的缴存、使用情况应记录在该项目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中。
第十二条 对抽逃、挪用资本金的企业，市建设局应在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档案中予以记载并上网公布，两年之内不予办理房地产开发资质晋级手续。
第十三条 各县（市）、贾汪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资本金的管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起施行。
北京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办公用房管理若干规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办公用房管理若干规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78号
（2001年5月2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35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改善本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办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条件，发挥社区居民委员会在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社区居民委员会办公用房（以下简称居委会办公用房）是指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工作和组织社区居民民主议事的场所。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居委会办公用房的设置和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本规定由本市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
发展计划、规划、建设、财政、国土房管、民政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权限，做好居委会办公用房的设置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 居委会办公用房按照居民每千人建筑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的标准设置，但最低不得少于90平方米。
居委会办公用房的设置在规划、建设安排上应当体现便于居民办事的原则。
第六条 新建、改建居住区的居委会办公用房，由建设单位按照本规定和居住区公共配套设施建设的有关规定建设。
第七条 平房居住区和已建成居住区没有居委会办公用房或者居委会办公用房未达到标准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建设，也可从其他社区设施中调剂置换，或者以购买、租借等方式解决。所需资金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解决。
第八条 新建、改建居住区的建设单位，应当将居委会办公用房的建设纳入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规定和规定的配置指标对建设单位的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进行审查；对不符合规定配置标准和要求的，不予批准。
第九条 工程竣工后，工程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应当参加居住区公共配套设施验收。没有建设居委会办公用房或者未达到标准的，不得通过验收。
居民入住后一个月内，建设单位应当将居委会办公用房无偿交给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管理，并办理交接手续。
第十条 居委会办公用房由街道办事处负责管理，社区居民委员会享有使用权。
居委会办公用房的维修、水电、取暖等费用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
第十一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居委会办公用房。
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不得擅自改变居委会办公用房的使用性质，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二条 对违反本规定，不按期交付或者侵占居委会办公用房的，由区、县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除追缴居委会办公用房外，可处以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三条 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将居委会办公用房挪作他用的，由区、县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追究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
2001年6月4日
当持有行为对社会关系产生的危害达到一定程度时,持有行为即进入刑法评价的视野。程序法没有相应严格的立法规定,因此,对于持有型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的证明以及证明责任的承担,由于缺乏明确的证明标准而存在较大的争议。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规则的完善,对持有型犯罪定罪机制有着深刻的影响。
持有型犯罪的司法困惑
(一)行为人主观罪过证明的困难。对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的判定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难度,但相对于作为犯罪或不作为犯罪的主观罪过证明,根据持有型犯罪行为人的持有行为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的难度更大。就非法持有毒品犯罪而言,由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法定刑一般轻于其他毒品犯罪的法定刑,行为人一旦因其他毒品犯罪被抓获,往往极力否认自己真实的犯罪意图,而仅承认有持有毒品的故意,有时甚至连持有的故意也予以否认。因此,除非行为人主动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否则要证明持有人的主观故意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当行为人确实不知道是毒品而持有时,刑法又如何使无辜者免遭牢狱之灾呢?立法者设立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初衷,是为了严密法网,打击毒品犯罪。但由于对行为人主观罪过的推定没有相应的标准和程序保障,很难达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实现。
(二)证明责任分配的争议。“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这一法谚生动说明了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重要性。随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及其他持有型犯罪的出现及其在诉讼程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持有型犯罪证明责任的分配出现颇多争议。比如,有学者认为司法机关和被告人共同承担证明责任。也有学者提出被告人不应承担证明责任,而完全由司法机关承担证明责任。对于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的分配,究竟应遵循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的一般原则,还是应作为一种特例来处理证明责任的承担主体,这不仅涉及到该类罪的构成要件的特殊性,还需要刑事程序法给予法律的保障。
证据规则改革将严格持有型犯罪行为人主观罪过推定程序
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则改革,对持有型犯罪行为人主观罪过的认定有积极指导意义。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从程序上保证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如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从程序上最大程度地保证公正取得构成持有型犯罪的主观故意的证据。其次,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的解释,将排除合理怀疑规定纳入刑事诉讼法,从程序上严格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明行为人主观罪过推定的证据适用,从而严格对行为人主观罪过的推定程序。
因此,在适用推定认定行为人的故意时,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只有收集不到充分的证据证明时,才能考虑适用推定。第二,适用推定时应同时具备下列两个条件:一是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持有的是法律规定的特定物品;二是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有异常表现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第三,准许行为人提出反证。由于推定的故意不是确凿证据证明的结果,是在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二者之间常态联系的基础之上,运用情理判断和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盖然性。其准确度较低,有可能出现例外情况。因此,依照上述规定认定的明知,应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加以推翻。当事人提出反证时,不需要举证证明自己没有持有的故意,只要对控诉方的推定提出合理怀疑,即可排除其持有故意的成立。
证据规则改革对持有型犯罪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的分配由此被写入刑事诉讼法。但是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而言,似乎该条规定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这两罪均规定行为人有说明来源义务,从而证明自己不构成此类犯罪。如果遵循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的原则,那么,很显然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持有犯罪的实体规范要求不相符。所以,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仍无法从程序上对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予以明确指导。在此情况下,对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的分配仍须从刑法原理和诉讼法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
持有型犯罪的立法设计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实质预备犯规定的持有特定犯罪工具或凶器的独立犯罪构成,如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还有一种是持有特定物品的行为可能具有直接危害重大法益的危险,或者可能掩饰、隐藏重大犯罪行为,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的特定刑事义务,如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这两种情况下,此类犯罪的立法设计所发挥的刑事政策功能是:国家出于对侵害特定法益会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考虑,不仅把侵害特定法益所造成的现实结果予以犯罪化,同时把侵害特定法益的可能结果也予以犯罪化。很显然,这与传统的刑法理论“无实害结果不处罚”是相矛盾的。但是,如前阐述,此类犯罪的设计具有其特殊意义,同时也是从传统社会过渡至风险社会的必然选择。对于此类犯罪,如果仍按照原有普通犯罪的证明责任分配,恐怕有悖设立此类犯罪的立法初衷。笔者认为,应当由行为人承担一定的客观证明责任,当然这种责任不同于举证责任的倒置。
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言,刑法规定行为人有说明来源义务,行为人的证明责任是关键,但只能说是小部分,而不是举证责任倒置说所认为的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就整个罪的证明责任而言,是由控诉方与行为人共同承担的。控诉方相比行为人承担了更重的证明责任。控诉方须证明以下构成要件要素:(1)行为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2)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3)行为人不能说明差额巨大的财产来源;(4)行为人对巨额财产的持有与对巨额财产的非法性具备明知。行为人的证明责任体现在:对财产来源的说明,或者是提出证据证明其财产合法。行为人对财产来源的说明,只是整个调查、证明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不是证明内容的全部。
持有型犯罪作为一类具有最后手段性的特殊犯罪,在定罪上有着较低的证明标准。然而如何做到既严密刑事法网,又不会使无辜公民遭受牢狱之灾,这需要刑事诉讼法从证明程序上提供有力保障,而刑事诉讼法对证据规则的完善无疑对持有型犯罪的定罪机制有着深刻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