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盗窃同一物品数额如何计算/王永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6 19:32:26 浏览:8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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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陈某盗窃被害人袁某一辆价值3000元的摩托车，几天后陈某骑行该摩托车办事途中，因摩托车故障，陈某便将该摩托车丢弃于存车处。根据该车上的牌照等信息，存车人与失主袁某取得联系，袁某将车取回修好。几日后，袁某骑摩托车在饭店吃饭时，犯罪嫌疑人陈某路过此地，趁饭店外无人之机，将停放在饭店门口的该摩托车再次盗走。后在交警巡查车辆时，将犯罪嫌疑人陈某抓获归案。现公安机关认定犯罪嫌疑人陈某盗窃数额为6000元，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公诉部门对本案犯罪嫌疑人陈某涉嫌盗窃罪无异议，但对如何认定其盗窃数额，产生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同意公安机关意见，即应当累计计算盗窃数额。理由是虽然陈某前后两次盗窃行为间隔时间较短，但从两次盗窃行为来看，每一次盗窃行为都是一个完整的既遂状态，属于连续犯。对于连续犯，根据我国刑法原理及司法解释，应当累计计算其盗窃数额，虽然陈某明知第二次盗窃对象就是第一次实施盗窃的摩托车，但不影响其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并且反映了其较大的主观恶意，故应当认定其盗窃数额为6000元，并且应建议人民法院对其从重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虽然从形式上来看，刘某前后两次实施的盗窃行为都已经完成，符合盗窃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但不应该累计计算盗窃数额，第二次盗窃行为应当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理由有二：1、从盗窃罪的本质来看，盗窃罪是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的犯罪，盗窃对象是体现财产所有权的物质形态。就本案而言，能够体现财产所有权性质的只有被盗摩托车。被害人所有权损失的大小只能由体现其所有权的摩托车的实际价值来决定。在本案的重复盗窃中，犯罪嫌疑人陈某虽然针对同一对象实施了两次盗窃行为，但被害人遭受的实际损失只能由一个既遂犯罪造成的损失来决定。2、就重复盗窃犯罪而言，犯罪客体是同一的，其重复盗窃行为只是对同一客体的重复侵害，除了表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意大之外，并没有加大被害人的实际损失，因而在认定其盗窃数额时，不能累计计算盗窃数额，重复盗窃行为应作为从重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永刚
修改后刑诉法第270条第1款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这一规定贯彻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但落实起来一些问题需要明晰。
一、“应当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的理解
修改后刑诉法第270条第1款第1句的字面意思是，在讯问和审判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相应的司法机关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其他成年亲属等，下同)到场。很明显，这里的“讯问”，不是修改后刑诉法第186条中的“公诉人、审判人员可以讯问被告人”，而是第116-121条规定的“讯问犯罪嫌疑人”。结合修改后刑诉法第33条第2款(第一次讯问应当告知有权委托辩护人)，该句应当理解为: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机关应当提前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以便在讯问和审判未成年人的时候，其法定代理人能够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监督司法机关的讯问和审判行为，并见证讯问和审判的过程。故原句中的“通知”解释为“提前通知”较为妥当。“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原因包括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法定代理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也应包含在内。需要注意的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不适用拘传，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且司法机关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其他成年亲属”包括未成年人的已离婚且分居的父或母，这是应有之义。
二、“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理解
有观点依据所谓的目的性限缩或者体系解释方法，将“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解释为: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与其法定代理人共同犯罪，以及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与其法定代理人共同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罪行的。这一观点表面上符合通常观念与做法，实际上违背了侦查的原理，过早进行了实质判断，不当缩小了“可以不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的范围，无异于要求侦查机关在讯问开始前完成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全部工作，无现实可行性，将对司法实践造成不容低估的危害，故而是不可取的。
在认定犯罪的问题上，我国传统上采四要件说，以致无/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无身份者和有身份者等共同实施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如何定性、确责，长期困扰着司法实践。究其原因，在于四要件说和整体思维模式双重局限性，办案人员对刑法第25条关于共同犯罪的理解不一，对共犯的本质认识不一，对于无/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存在争议。从修改后刑诉法第270条的规定来看，我国立法已承认未成年人与其法定代理人可以构成共同犯罪;进一步说，我国立法已承认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与其法定代理人可以构成共同犯罪;也可以推导出，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和他人可以构成共同犯罪。
据此，修改后刑诉法第270条中“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可以理解为:未成年人与其法定代理人，基于意思联络实行了满足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行为。如果不讯问未成年人，侦查机关可能无法知道是否存在意思联络，则不能确立是否成立共犯。为此，也有人将“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解释为未成年人与其法定代理人实施了满足构成要件符合性、具有违法性的危害行为。因为如此侦查机关才有理由认为未成年人与其法定代理人存在共犯嫌疑。这两种理解并不矛盾，前一种理解适用于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后一种理解适用于侦查阶段。这样兼顾了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不同阶段的客观需要，既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也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此外，如果法定代理人利用其未成年子女实行犯罪，则法定代理人系间接正犯，而其未成年子女不构成犯罪。在事实尚不清楚的情况下，侦查机关未必能确知未成年子女系被法定代理人利用实施犯罪，抑或实施共同犯罪。此种情形下，也不宜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在不考查刑事责任能力、罪过的前提下，侦查人员应先考虑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和违法性阻却事由的判断，暂且认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为“共犯”而后来认定不负刑事责任或者不构成犯罪，也不宜认为先前的侦查认识为错误。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大连市粮油饲料仓库进出库计重交接管理规定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粮油饲料仓库进出库计重交接管理规定
（1995年4月10日大政办发〔1995〕31号公布；1997年12月31日根据大政发〔1997〕111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二十六个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根据2008年3月31日以大连市人民政府令第95号发布的《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14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行业管理，规范仓储市场秩序，维护仓库和货主的合法权益，依据国家、省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大连市辖区内从事粮食、油料、饲料（以下简称粮油饲料）仓储业务的仓储企业、仓储个体户，均应执行本规定。
第三条 大连市仓储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对仓储企业计重交接工作的监督、检查、指导，具体工作委托仓储行业管理机构实施。
第四条 储存粮油饲料的仓库，均应安装使用经计量监测部门鉴定（或周期鉴定）合格的电子汽车衡，并设专职司秤员。
第五条 粮油饲料出入库过秤交接，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应现场监秤。因特殊原因无法到场监秤的，收货人应书面委托仓库代为过秤验收，而后派员复查。
第六条 进出库的粮油饲料均以每辆汽车（含拖挂车）为单位过秤。过秤后，司秤员应如实填写统一格式的汽车过秤码单，并在出入库交接单上注明整车重量及货物重量，与货主（或汽车驾驶员）共同签字。
过秤费用由货主支付，具体标准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与市仓储行业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第七条 粮油饲料入库验收后，仓库业务人员应在入库验收单上标明每垛（每车皮）货物的实收总重量并及时递送收货人。
第八条 仓库应在粮油饲料出库前和入库后的三天内按标准进行水分检验，并在出库单上标明储存期间的水分变化情况。
货主应在粮油饲料出库的三天前通知仓库，以便进行水分检验。如未及时通知，因无法计算水份变量所出现的问题，由货主自己承担责任。
第九条 粮油饲料的保管损耗及定额参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库内产生的撒漏粮食由仓库方进行加工、筛选，达到原进库标准后单独过秤计重，经货主同意累加在总重量内；达不到原进库标准的，按地脚粮处理，以所含纯粮率折算计重单独入帐，不得随车出库。
第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的，由仓储行业主管部门或由其委托仓储行业管理机构视情节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500元至1000元罚款。造成经济损失的，按实际损失予以赔偿。
第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使用未经检定或检定不合格的汽车衡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罚。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