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的纠纷/王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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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在执行的过程中，可以存在诸多的变更情况，如：减刑、假释、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留所服刑等。减刑是执行期限的变更，减少原判刑期；假释、监外执行、保外就医是执行环境的变更，变监狱在押执行为住所地一定区域内的非在押执行，有的属于社区矫正；留所服刑是执行场所的变更，变监狱在押执行为非服刑场所的看守所代为收押执行。
罪犯留所服刑，还未见明确归类于执行变更的范畴，笔者认为，余刑一年以上的罪犯留所服刑，应视为刑罚执行的一种变更。在刑罚执行上，留所服刑，虽说是执行场所的变更，但也是罪犯极力谋求的。因为，留看守所服刑，与在监狱或劳改场服刑相比，有劳动量小、探监方便、减刑假释率高、管理较松等便宜之处。因此，容易发生非正常留所服刑的情况，对刑罚的执行和罪犯的改造将产生不良影响。
执行的变更活动是否客观、公正、合法，直接影响到刑罚执行的法律效果，关系到整个刑事判决和打击犯罪的最终成效。上述种种变更的情形，是罪犯在服刑的过程中，依据“鼓励积极改造，实行革命人道，方便刑事诉讼”等原则，区别对待而产生的结果。对遵守监规、积极改造的罪犯，就有减刑、假释的可能；对需要治疗疾病、生活难以自理及妇女的哺乳或怀孕期间等不宜关押的情况，允许保外就医或监外执行。如果没有正当的的法定理由，没有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而任意变更刑罚的执行，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刑罚执行中所产生的这些变更，对罪犯而言，主要是法律意义上的宽大与救济，因此，罪犯挖空心思谋求得到这些变更，就成必然现象，这也是刑罚执行的变更中每每产生腐败的主要根由。罪犯在其刑罚执行中，为了得到某一变更，弄虚作假、行贿使诈，拉关系、走门路，致使司法人员徇私舞弊，枉法变更。从法律监督的角度，如何遏制其腐败的产生，使违法的非正常变更降低到最低程度，使刑法执行的变更能依法执行，对此有探讨的必要。
在刑罚的执行中，违法变更往往源于呈报时的弄虚作假和裁定或决定时的违法。从非法变更的种种现象看，从法律制度的规范和完善上，来进行防范和制约，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也是法律监督的致胜法宝。要增加透明性，以增强监督的及时性，使问题能及时发现，及时监督纠正；要增强操作性，使制度便于监督操作；要注重能效性，树立法律监督的权威性，以发挥职能监督的应有作用，从而增强监督的法律效果。
一、 要增强透明性
增加刑罚执行变更的透明度，是强化法律监督的实际需要。刑罚执行监督，相对于侦查活动监督和审判活动监督而言，对透明性的渴望更迫切。在刑罚执行的变更中，无论是减刑、假释，或者是暂予监外执行等，如果监管部门将有关材料直接报法院，而法院基本上是就书面材料进行审查，来决定是否变更；或者是保外就医，由公安机关直接决定。而没有严格的监督程序，容易产生腐败。这里所说的透明性，主要是指刑罚执行变更的呈报、裁定或决定过程中的透明度，它与监督的成效成正比关系。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的职能部门，是维护国家法律正确统一实施的一道关口，要求其对具体执法行为的监督应及时、准确、有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障被监督的司法活动对监督方具有足够的透明性。对此可以认为，透明程度越高，监督效率就越大。
刑罚执行的变更活动，是容易产生腐败的司法行为，因此，其透明与反透明的较量不仅存在，且有时会表现得相当激烈。在此种情况下，我们虽提倡和鼓励自觉自律性透明，但更多更主要的，还是有赖于法律规范的制约性透明。例如，对材料审查核实的依据，对呈报、裁定或决定过程的介入依据等。通过一定的法规形式，使“变更”的全过程对检察机关处于透明状态，有助于提高监督效率。
二、 要强化操作性
强化操作性，与增加透明性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可从强化操作性入手，使刑罚执行的变更更加阳光化。
1、刑罚执行的变更走类似案件公诉的程序。无论是罪犯的减刑、假释，还是监外执行（保外就医），或是余刑一年以上的留所服刑，一律报人民法院裁定，检察机关可提出监督意见促使裁定的公正。
2、呈报材料检察监督部门应审查核实。监管部门应将呈报的材料先移送检察监督部门审查，检察机关经审查后提出书面意见，连同原呈报材料，一并移送人民法院裁定。如果罪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都是由监管部门直接报送法院裁定，检察监督部门是待“变更”的裁定形成后，而进行事后监督，在报送、裁定的形成过程中，检察机关无界入依据，这种不透明的“变更”现状所形成的监督方式，会使监督的效率大打折扣。
3、法院应当采取庭审的方式产生裁定结论。经开庭审理后进行裁定，要比单纯的书面审查裁定来得公正透明。检察监督方及呈报的监管方均派人出席庭审，被裁定的罪犯也同时到庭，罪犯当庭提出申请，监管部门陈述申报理由，检察监督部门根据需要可当庭宣读审查意见。法院应当依据庭审情况，当庭宣布裁定结果。
三 要重视能效性
作为法律监督的职能部门，如何提高监督能力，增强监督效果，是经常面临的一个课题。监督的成效如何，也直接影响到监督的权威性。我们要在法规制度规范完善的基础上，发挥好主观能动性，使法律监督具有其应有的威力。刑罚执行变更的监督，其能效性的形成，也有诸多的影响因素。
1、发现问题要及时。在刑罚执行的变更中，要增加透明度，增强操作性，首先是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如果常常对出现的问题不能及时发现，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就会受到影响。一是从日常的监管活动中发现问题，及时掌握罪犯的表现状况及当时所处的状态，了解个别罪犯倍受“关照”的真正原因；二是从呈报刑罚执行变更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包括对呈报材料的审查，对呈报及裁定程序的跟踪监督。
2、纠正违法要有力。一旦发现违法情况，应及时提出，并督促纠正。对发现的问题，特别是违法情况，经监督而得不到有力的纠正，将严重损害法律监督的权威性，使检察监督有名无实。因此，对出现的督而不纠的情况，应引起高度关注。
3、查办案件要坚决。查办刑罚执行中的职务犯罪案件，是惩治司法腐败的需要，也是强化刑罚执行监督的重要手段。同时，查办案件是否及时有力，对法律监督的权威性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查办案件上应注意克服一些有碍办案的现象：一是办案意识不强，对明显的疑点不细查深究，
缺少应有的职业敏感性。二是畏难情绪作怪，有的案件责任分散，难以确定主要责任人，担心难以结案而白费力气。三是同情心理干扰，被查对象往往是工作中经常接触的司法监管人员，易受同情心的影响。
4、监督自身要过硬。要履行好法律监督的职责，树立法律监督的权威性，自身的过硬很重要。首先业务要精通，监督要准确，以法明理，以理服人。再是执法要严格，不能无原则地迁就，更不可以徇私枉法。第三，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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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遭遇十面埋伏　

　　——兼从经济法的视角再论“市场经济地位”　

　　李华振 张昕 　

　　【内容提要】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从入世（加入世贸组织）再到入市（成为拥有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中国造一再遭遇各国不公平的反倾销的围追堵截，中国的出口经济处于十面埋伏之中。反倾销已成为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壁垒，而“非市场经济地位”往往是我们败诉的关键。在此情况下，申请“行业入市”是一个现实的选择方案。　

　　【关键词】市场经济地位；反倾销；中国造；贸易壁垒；行业入市　

　　背景分析：“十面埋伏”围堵“中国造”　

　　2004年6月3日，美国商务部就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举行了第一场听证会。除了美国之外，中国还同时正在与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多达100多个国家进行艰苦的谈判。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从“入世”（加入世贸组织）再到“入市”（成为拥有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　

　　为什么中国要同时与这么多国家进行“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谈判？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中国造”一再遭遇各国不公平的反倾销的围追堵截，中国的出口经济处于“十面埋伏”之中。　

　　根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的统计，中国自1996年以来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截至2004年2月，中国企业遭受的外国反倾销超过了600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中国出口贸易额近200多亿美元，为全球之最。仅仅在2003一年内，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立案就有59起，涉案金额约22亿美元，创历年最高。2004年一季度，国外又对中国发起了11起反倾销调查，同比增幅高达83.8%，涉案金额3.3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倍。　

　　美国是以反倾销为名而对中国企业进行“伏击”最多的国家。以2003年为例，美国就曾多次对中国的家电、家具、纺织品等一系列产品加征高额反倾销税，根源就在于美国以“中国仍是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为由，对“中国造”进行肆意的围追堵截。　

　　欧盟自1979年至今，对中国企业共提起近百起反倾销调查，对华产品立案总数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影响到中国出口金额约40多亿美元，涉案产品涵盖中国对欧出口的各个领域，其中以电器、纺织品等行业受到的反倾销调查最多。　

　　除了美国、欧盟之外，日本、澳大利亚等30多个主要的经济强国也都经常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连印度、巴西等已经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提起反倾销之诉。　

　　用“十面埋伏”来形容“中国造”的遭遇，一点也不为过。　

　　理论分析：根源在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1988年之前，欧盟把前苏联等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只是将中国列为转型经济国家。美国也采纳了与欧盟类似的做法。但在1988年针对中国公司的一起反倾销案中，中国也被欧盟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从法律的角度看，由于欧美是判例法系，判例也具有法律效力，所以，自从这第一起判例之后，欧盟和美国此后就一直把中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以此为法律依据而肆意对中国提起反倾销之诉。　

　　反倾销已成为“中国造”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壁垒，而“非市场经济地位”往往是我们败诉的关键。　

　　非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给中国带来了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导致“中国造”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成为中国企业败诉的主要原因；二是中国企业难以胜诉，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某些国家对中国的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之诉，形成恶性循环；三是严重影响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国际形象。　

　　2001年底，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提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当时中国同意其他成员国可以在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第15条就是“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受此束缚，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5年内可能无法获得其它成员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承认。这实际上是一种歧视性待遇。这就使得在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中，只有中国是这种歧视性待遇的适用对象。　

　　为什么当时中国会接受这样一个歧视性条款？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加入世贸时，自己的市场向外国开放并不是一揽子式、一下子式的，而是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在汽车、金融、电信等许多领域，都作了相关保留。这实质上也就是中国对自己相关产业的一种“特别保护”权。那么，其它国家肯定不会让中国只享受这个“特权”而不付出相应的代价，于是，作为对价交换，“非市场经济地位”之条款也就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二者之间是一种“利益互换”，中国在接受这一歧视性条款时也得到了其它方面的特殊权利。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入世谈判一拖十数年悬而不决，美国始终坚持在一般保障条款、特殊保障条款和反倾销条款等三方面卡紧中国入世的“咽喉”，所以，从大局考虑，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先付点代价，多争取时间促进发展”。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当时还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要让西方国家一下子全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是不现实的。从这一点上看，中国在当时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是有必要的。　

　　实证分析：中国因受“埋伏”而致的损失有多大　

　　WTO对倾销的定义是：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到另一国，并对进口国相关工业造成了损害。对被裁定为倾销的企业，进口国可以对其惩罚性地征收高关税。中国企业因此而遭受了多少损失，恐怕很难算清楚，因为，各个企业、各个产业之间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一个企业和产业受到了不公正的反倾销败诉之罚，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连带殃及其它的企业和产业。直接损失易于计算，但间接损失却是无法测算的。　

　　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应对反倾销时不能以中国的生产成本作为依据，而只能找一个“第三国（替代国）”作为参照。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个“第三国”上，它的同类产品的成本可能远远高于中国，这样，在反倾销案中，十有八九会使中国的出口产品本来不是倾销的却被裁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的却被裁定为高度倾销，从而给中国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一些国家频繁以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为由，把反倾销变成了进行贸易保护或对中国进行经济歧视的工具。